亚当·斯密：the Wealth Of Nations——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根據您提供的文本，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闡述的主要論點及其詳盡解釋如下：

國民財富的基礎與增長（總論）

亞當·斯密在本書開篇即確立其核心觀點：一個國家的國民財富（即每年所消耗的必需品與便利品）並非取決於其擁有的金銀數量，而是源於其「每年勞動的產出」，或用這些產出從其他國家購買到的東西。因此，國民財富的豐裕或匱乏，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勞動的生產力水平（即勞動者運用技能、熟練度和判斷力的方式），二是從事有用勞動的勞動者數量與非勞動者數量之比。其中，前者（勞動的生產力）對國民財富的影響更為關鍵。即使在富裕國家，部分人不勞動，但由於勞動生產力極高，整個社會的勞動產出仍能讓所有人豐衣足食，甚至最低層的勤勞工人也能享受比野蠻人更多的必需品和便利品。

分工是提升勞動生產力的首要原因（卷一，第一章）

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勞動者技能、熟練度和判斷力的提升，主要是分工的結果。他以製針業為例，詳述了分工如何將一個複雜的製針過程分解為約十八個簡單的單一操作。這種分工帶來生產力大幅提高的原因有三：
1. 提高勞動者的熟練程度： 每個工人只專注於一個簡單的任務，重複操作使其動作更加迅速、精準。
2. 節省轉換工作的時間： 避免了工人從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時所浪費的時間和精力，減少了因轉換導致的精神渙散。
3. 促進機械的發明與改進： 當每個任務變得極其簡單，工人們更容易思考如何使用機械來 облегчить（減輕）或 abridge（縮短）他們的勞動。許多提高生產力的機械最初是由普通工人為簡化自身操作而發明的。哲學家或思辨者也能發明機械，他們的職業就是觀察一切，能將看似遙遠或不同的事物結合起來。

分工使得每個勞動者都能生產超出自身需求的商品，進而促進了社會總產品的巨大增長，並透過交換將普遍的富裕擴散到社會的最低層。

交換是產生分工的根本原則（卷一，第二章）

分工並非源於人類預見普遍富裕的智慧或計劃，而是源於人性中「以物易物、進行交換」的習性。這種習性使得人們認識到，與其親自生產所有必需品，不如專注於自己擅長的領域，生產超出自己需求的盈餘，然後用這些盈餘換取他人的產品。例如，一個善於製造弓箭的獵人，發現可以用弓箭換取更多的獵物，而不是自己花時間去打獵。這種交換的確定性鼓勵了每個人專注於特定職業，並不斷改進自身才能。這種交換習性不僅促成了分工，也使得不同才能的人彼此互利，將各自的勞動成果匯集起來，使社會成員都能購買所需。

市場規模限制了分工的程度（卷一，第三章）

分工的程度取決於交換的能力，換句話說，取決於市場的範圍。市場狹小的地方，沒有人會願意完全專注於一個行業，因為他們生產的盈餘產品無法全部交換出去以換取其他必需品。例如，在人口稀少的蘇格蘭高地，每個農民都必須身兼屠夫、麵包師和釀酒師。水運（海運和內河航運）能夠極大地擴展市場範圍，使得沿海和沿河地區的工業首先得到細分和發展，而內陸地區的發展則相對滯後。這也是歷史上最早文明的國家（如環地中海國家、埃及、孟加拉、中國東部省份）多位於河流或海岸線旁的原因。

貨幣的起源與用途（卷一，第四章）

隨著分工確立，社會變成商業社會，交換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方式。然而，以物易物效率低下，需要買賣雙方恰好互相需要對方擁有的東西（雙重需求巧合）。為了解決這一不便，人們開始選擇某種普遍接受的商品作為交換媒介，即貨幣。許多商品曾被用作貨幣，但最終金屬因其耐用性、可分割性和可再鑄性被普遍選中。最初使用未鑄造的金屬條，但需要稱重和檢驗成色，非常麻煩。為了方便交易，公眾開始在特定重量和成色的金屬塊上加蓋公章，這就是鑄幣和造幣廠的由來。貨幣成為普遍的交換工具。

斯密在此區分了商品的兩種價值：使用價值（utility）和交換價值（power of purchasing）。水的使用價值高但交換價值低，鑽石反之。他再次強調，勞動是衡量交換價值的「真正尺度」，而貨幣只是「名義價格」。他預告將在接下來的章節探討交換價值的決定原則：真正尺度（勞動）、組成部分（工資、利潤、地租）和市場價格與自然價格的關係。

商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卷一，第五章）

商品的「真實價格」是獲取它所需的「勞動」的辛勞和困難。對於已獲取商品並想出售的人來說，其「真實價值」在於它能「節省」或「支配」他人的勞動數量。勞動是萬物的原始購買貨幣。商品的交換價值等於它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財富的多少在於支配他人勞動或其產出的能力。勞動是唯一不變的價值尺度。然而，商品的價值通常以貨幣（名義價格）來衡量，因為勞動的質（辛苦程度、技能）難以精確衡量，且商品更常與貨幣而非勞動直接交換。金銀本身價值會隨礦產豐歉而波動，故貨幣是名義價格。勞動的名義價格是貨幣工資，真實價格是其能購買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數量。這區別在長期契約中很重要（如地租）。玉米在長期內是比白銀更好的價值尺度，因為玉米購買的勞動量更穩定；白銀在短期內是更好的尺度。

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卷一，第六章）

在土地未被佔有、資本未積累的原始社會，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商品價格僅由生產所需的勞動決定。一旦資本積累，部分人會用資本僱傭勞動者，以便通過銷售產品獲利。產品價值除了原材料和工資，還必須包含資本家的「利潤」。利潤是股票的回報，與檢查指導的勞動不同，與資本大小成比例。一旦土地成為私有財產，地主便會要求從土地產出中分得一份「地租」。地租是支付給地主使用土地的費用，構成商品價格的第三個組成部分。因此，商品的價格最終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這三者也是所有收入的原始來源。當這三種收入屬於不同人時，它們是獨立的；當屬於同一人時（如自耕農），它們可能混淆，但商品的總價格仍包含這三個要素。

商品的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卷一，第七章）

社會中存在工資、利潤和地租的「普通或平均」水平，稱為「自然率」。商品的「自然價格」是足以支付這些生產要素（地租、勞動工資、資本利潤）按自然率計算的成本。這是生產者在自由競爭下長期願意銷售的最低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是實際銷售價格，受供求關係調節。供給（市場上的商品數量）與「有效需求」（那些願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的需求）決定市場價格。
* 供給不足有效需求時，市場價格高於自然價格（因買家競爭）。
* 供給超過有效需求時，市場價格低於自然價格（因賣家競爭）。
* 供給恰好等於有效需求時，市場價格等於或接近自然價格。
市場供給會自然調整以符合有效需求。如果市場價格持續偏離自然價格，資本和勞動會流入或流出該行業，直到恢復平衡。自然價格是商品價格的中心點，市場價格不斷向其靠攏，但受意外事件、自然因素或政策（如壟斷）影響，可能會暫時偏離。

勞動的工資（卷一，第八章）

勞動的產出自然是勞動的報酬。在原始狀態下，勞動者享有全部產出。但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化後，產出首先要扣除地租和利潤。工資取決於勞動者和僱主之間的協議。僱主總想壓低工資，勞動者總想提高工資，僱主通常佔優勢（人數少，易結盟，能撐更久）。但工資不可能長期低於維持生存和繁衍後代所需的最低水平。
工資高低主要取決於對勞動的需求，而需求又取決於用於支付工資的基金（收入盈餘和資本盈餘）。國民財富的「持續增長」而非「現有財富的多寡」才導致工資上漲。在快速發展的北美殖民地，工資遠高於更富裕但停滯的中國。高工資鼓勵人口增長，因為多子女不再是負擔而是財富。高工資也提高勞動者的效率和生產力（體力更好、更有希望）。儘管有人認為高工資導致懶惰，但實際經驗表明，高工資通常伴隨著更高的勤勞和效率。

資本的利潤（卷一，第九章）

利潤的升降與國民財富的增長或衰退方向相反。資本增加導致競爭加劇，從而降低利潤率。利率是利潤率的指標。隨著英國財富增長，利率和利潤率下降。新殖民地因資本稀缺，工資和利潤率都高。但隨著資本增長，利潤率先下降。然而，資本總量大且利潤率低的國家，其資本積累速度可能比資本總量小但利潤率高的國家更快（錢生錢）。新市場或新貿易分支可能暫時提高利潤率。衰退的國家工資低但利潤高（如西班牙、葡萄牙、某些東印度地區），資本家能以較低成本獲取商品並以較高價格出售。一個達到財富極限的國家，工資和利潤率都會非常低。法律上的缺陷（如不執行契約）或禁令可能人為提高利率。最低利潤率必須足以補償風險。高利潤率更容易提高商品價格（複合效應），而高工資提高價格的幅度較小（簡單相加效應）。

勞動與資本在不同行業中的工資與利潤（卷一，第十章）

不同行業的工資和利潤率存在差異，但考慮到所有優劣因素（非金錢的，如工作性質、學習難度、穩定性、信任度、成功率），總體優勢趨於均等。
影響工資的五個因素：1. 工作性質（愉快/不愉快、清潔/污穢、榮譽/不名譽）。2. 學習難度與成本。3. 工作穩定性。4. 所需信任度。5. 成功機率（類似彩票，成功者報酬需彌補失敗者成本）。
影響利潤的兩個因素：1. 工作性質（對資本影響小）。2. 風險性（風險越高，利潤率應越高，但人們對風險過於樂觀，導致風險行業利潤率往往未能完全補償風險）。
總體而言，不同行業的利潤率比工資率更容易趨於平均。一些表面的高利潤可能是隱藏的工資（如藥劑師）。
歐洲的政策（非自由競爭）造成了額外的差異：1. 限制競爭（行會、學徒制、壟斷）：減少了行業內勞動者和資本家的數量，提高了工資和利潤，但犧牲了公眾利益（商品價格更高）。這種政策有利於城市工業（易結盟），不利於鄉村工業。學徒制是冗餘和有害的。2. 增加競爭（慈善教育資助）：將更多人吸引到某些職業，降低了報酬。3. 阻礙勞動和資本的自由流通（行會、學徒制、定居法）：造成不同地區和行業間工資和利潤率的顯著差異。英國的定居法（Poor Laws）是其中一個嚴重的阻礙，限制了貧困勞動者自由遷移。

土地的租金（卷一，第十一章）

地租是土地使用的價格，是一種壟斷價格，取決於農民能支付的最高金額，與地主對土地的投入無關。只有那些產出價格足以補償耕種成本（包括資本和利潤）的土地，其盈餘部分才能形成地租。食品（特別是穀物）幾乎總是能提供地租。其他農產品（如原材料、礦產）是否提供地租取決於市場需求。地租是高價格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地租隨土地肥沃度和地理位置（靠近市場）而變化。良好交通改善偏遠地區的地租。
隨著農業發展，動物產品（如肉類）的價格相對於穀物上漲，這使得牧場用地也能產生與耕地相當的地租。某些特殊產品（如特定葡萄酒、美洲的糖和煙草）因供給不足有效需求，其價格遠高於成本，產生高額地租。
土地改善會直接提高地租（產出增加），也會通過提高動物產品價格、降低製成品價格間接提高地租。社會財富的增加也間接提高地租。地主的利益與社會總體利益緊密相連。而工資勞動者的利益也與社會利益相連。但商人、製造商（靠利潤為生者）的利益往往與公眾利益不同甚至對立（希望擴大市場同時限制競爭）。

資本的性質、積累和使用（卷二）

• 總論和第一章： 重申分工和生產力提高依賴於資本積累。將社會總資產分為用於即時消費的儲備和用於生產的資本。資本又分為固定資本（機器、建築、土地改良、人力技能）和流動資本（貨幣、原材料、製成品、待售商品）。只有流動資本中的「貨幣」需要專門維護成本，會從社會淨收入中扣除。
• 第二章： 專門討論貨幣。貨幣是流動資本的一部分，是流通工具，但本身不構成社會收入。用紙幣替代金銀可以將這些「死的」資本轉化為「活的」資本，用於生產性活動，從而增加產出和收入。解釋了銀行業務（貼現、透支帳戶）如何促進這一轉化，但也警告了過度發行紙幣的危險。
• 第三章： 強調資本積累源於「節儉」（parsity），而非「勤勞」。節儉將收入轉化為資本，用於僱傭生產性勞動，增加產出。浪費和管理不善會損害資本。私人節儉通常能彌補公共浪費，促使國家財富緩慢增長。
• 第四章： 討論借貸資本。貸出的資本對貸方而言是資本，對借方而言既可用於生產也可用於消費。出借方傾向將資本借給能用於生產性用途的人。利率隨可貸資本量的增加而下降（與利潤率同向）。利率降低是國家富裕的標誌，與金銀數量無關。法律規定的最高利率應略高於市場利率，以避免壓制借貸和助長高利貸，同時鼓勵資本流向謹慎的借方。
• 第五章： 比較不同資本用途對生產性勞動和國民產出的貢獻。農業（土地改良、漁業、採礦）>製造業>批發貿易>零售貿易。農業最有利，因為除了人工勞動，自然力也在發揮作用並產生地租。國內貿易比國外貿易（消費性或轉口貿易）更能直接支持本國生產性勞動。富裕國家資本會自然流向最高效的用途，但歐洲歷史上政策（如重商主義）扭曲了這種分配。

不同國家富裕程度的差異（卷三）

• 第一章： 重申國家財富發展的自然順序是農業、製造業、對外貿易。人們因土地更安全和鄉村生活的吸引力，若利潤相當會優先投資土地。然而，在歐洲，由於歷史和體制原因（特別是封建制度），發展順序常被顛倒，城市的商業和製造業先於鄉村的農業發展。這種逆轉是不自然的，且進程緩慢不確定。
• 第二章： 詳述羅馬帝國衰落後歐洲農業受到的阻礙。大片土地被少數貴族佔有，長子繼承制和嚴格的限定繼承法（entails）阻止了土地細分，而大地主通常不是好的改良者。土地耕種者最初是奴隸（生產效率最低）。後來出現分成制佃農（metayers），他們缺乏自有資本，對改良土地缺乏動力。最終出現以自有資本耕種並支付固定租金的農民，但他們的權利長期不穩定，難以保障對土地改良的投入。封建義務、徭役和任意徵稅（如法國的taille）也極大地阻礙了農業發展，因為它們降低了農民的積極性和投資能力。
• 第三章： 描述羅馬帝國衰落後歐洲城鎮的興起。城鎮居民最初地位卑微，但通過與君主結盟對抗貴族，逐漸獲得自由和自治權利。城鎮成為相對安全的貿易中心，吸引了鄉村積累的少量資本。意大利城鎮最先因商業而繁榮，十字軍東征促進了意大利航運和商業。城鎮通過進口外國商品刺激了對更精細製造品的需求，這促使一些仿製外國製造業的活動在本國興起。另一些製造業則從粗糙的家庭手工業自然發展而來，通常在內陸地區。
• 第四章： 解釋城鎮的商業如何促進鄉村的改善。1. 提供廣闊市場：刺激鄉村農產品生產和改良。2. 吸引資本：城市商人賺錢後常購買土地並進行改良，他們通常比傳統地主更具魄力與效率。3. 引入秩序與良善治理：商業和製造業的發展削弱了封建領主在鄉村的權力，促使更規則的法律和政府在鄉村建立，為個人提供了安全保障。雖然這種發展順序（從城鎮到鄉村）不如自然順序（從鄉村到城鎮）有效率，但它確實推動了歐洲大部分地區的經濟進步。

政治經濟學體系（卷四）

• 總論和第一章： 介紹重商主義（商業系統），其核心理念是國家財富在於金銀，並主張通過促進出口和限制進口來實現貿易順差，增加金銀儲備。斯密對此進行了猛烈批評，認為金銀只是流通工具，真正的財富是國家的生產能力和年產出。追求貿易順差的政策是荒謬且有害的。
• 第二章： 批評重商主義的限制進口政策，特別是限制那些本國可以生產的商品進口。這種政策通過給予本國產業壟斷權來保護國內市場，但這扭曲了資源的自然分配，迫使國家將資本和勞動投入到本可以更廉價地從國外購買的商品生產中，從而降低了國家總體產出的價值。雖然某些情況下（如國防需要）限制進口可能被辯護，但普遍性的進口限制對國家經濟是有害的。
• 第三章： 批評重商主義限制與所謂貿易逆差國家的進口。這不僅基於錯誤的貿易平衡觀念，而且受國家偏見和敵意驅動。即使與某國貿易存在金銀逆差，整體貿易仍可能是有利的。貿易逆差可能反映了通過多邊貿易進行的有效間接交換。金銀的流動是貿易的結果而非原因。
• 第四章： 討論出口補貼（Drawbacks）。斯密認為，退稅（Drawbacks）是重商主義政策中最合理的措施之一，因為它們僅僅是退還國內稅收，使商品在出口時免於國內稅負，沒有扭曲國內生產資源的分配。但對殖民地的退稅可能不合理，因為宗主國對殖民地有壟斷權，即使沒有退稅，商品也可能出口。
• 第五章： 討論出口獎勵金（Bounties）。斯密認為，出口獎勵金是重商主義中最荒謬的政策之一。獎勵金試圖鼓勵那些在沒有獎勵金情況下無利可圖的出口貿易，這意味著國家為這些貿易支付了高於其價值的成本，將資源引向虧損的活動，損害了國家整體財富。玉米出口獎勵金是典型的例子，它提高了國內糧價，損害了普通民眾和製造業，同時並未提高土地的實際價值。
• 第六章： 討論商業條約。商業條約常給予簽約國特定商品優惠或壟斷，這對享受優惠的國家有利，但對給予優惠的國家不利，因為它限制了競爭，迫使後者以較高的價格購買商品，降低了其總體產出價值。斯密以英葡梅休因條約（Methuen Treaty）為例，認為該條約對葡萄牙有利，但對英國不利，儘管它導致黃金流入英國。黃金流入是貿易的結果，而不是目的或最大利益所在。
• 第七章： 討論殖民地。斯密分析了歐洲列強建立殖民地的動機（常為尋金和控制貿易，而非必要性或明確的互利）。殖民地快速繁榮的原因在於土地豐裕和自由（尤其強調英屬北美殖民地的自由度相對較高，以及西班牙、葡萄牙政府的壓迫和專屬公司壟斷的危害）。斯密批判了宗主國的壟斷貿易政策，認為這對殖民地和宗主國都不利，扭曲了資本的自然流向，提高了壟斷行業的利潤率，但以犧牲其他行業和國家總體產出為代價。他認為，殖民地對宗主國的最大好處在於擴大了市場，促進了歐洲製造業和農業的發展，但專屬貿易壟斷限制了這種潛在的好處。
• 第八章： 總結重商主義體系。重申重商主義通過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來累積金銀的目標是錯誤的。這種體系下的政策（限制原材料出口、鼓勵製成品出口）旨在損害競爭對手，但最終傷害了自身經濟。重商主義將生產而非消費視為終極目標，犧牲了消費者的利益。其政策導致國家經濟結構畸形、風險增加，並提高了利潤率，這可能反而抑制資本積累。斯密認為整個體系是由商人和製造商為自身利益設計的，而不是為國家總體利益服務。
• 第九章： 介紹農業體系（重農主義）。該體系認為土地是財富唯一或主要來源，將農民視為「生產性階級」，而製造商、商人是「非生產性」或「貧瘠」的。斯密認為，儘管重農主義低估了製造業和商業的貢獻，但其強調國民財富在於年產出而非金銀，並主張自由放任政策的理念是正確且可取的。重農主義批評了阻礙農業發展的政策，並促成了法國的一些改革。斯密反駁了製造業和商業是「非生產性」的觀點，認為它們雖然不直接生產原材料，但通過加工和交換增加了總產出的價值，並支持了耕作者。他主張，最佳政策是讓不同產業自由發展，由市場自發調節資源分配，政府只需負責國防、司法和公共工程。

君主或共和國的收入（卷五）

• 第一章： 討論主權者或共和國的支出。這些支出分為：1. 國防開支：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差異很大（從獵人社會的自給自足到文明社會的常備軍），隨著技術進步（如火器）而增加。常備軍優於民兵，能維護文明和秩序，但在共和國可能對自由構成潛在威脅。2. 司法開支：隨著財產的產生而增加，最初是君主的收入來源，後來演變為需要公共財政或訴訟費來支付法官薪酬。司法權應與行政權分離，以保障個人自由。3. 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開支：為促進商業（道路、橋樑、運河、港口）、教育和宗教指導而設。其中許多可以通過使用者付費的方式（如通行費、學費）維持。公共工程由地方或特定受益者管理比由中央政府管理更有效率。
• 第二章： 討論公共收入來源。來源可分為：1. 屬於主權者的資產（庫存、土地），但在現代國家這些不足且管理效率低。2. 國民的收入（稅收）。稅收應遵循四個原則：公平（按能力）、確定（非任意）、方便（時間和方式）、經濟（成本最低）。斯密分析了不同稅種：土地租金稅（固定估值 vs 浮動估值）、房屋租金稅（包含建築租金和地租）、資本利潤稅（難以直接徵收，往往轉嫁）、工資稅（最終會提高工資或降低就業）、人頭稅（任意或不平等）、消費品稅（奢侈品稅 vs 必需品稅）。他認為奢侈品稅相對較好，必需品稅會提高工資並轉嫁給其他人，對最需要幫助的貧困階層和地主最不利。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導向的關稅和消費稅設置。
• 第三章： 討論公共債務。在商業不發達社會，富人多會積累財富，君主也可能積累庫藏以備戰時急需。在商業發達社會，奢侈品消費盛行，君主和富人傾向於花光收入，缺乏儲蓄。戰爭來臨時，政府缺乏儲備，只能借債。商業社會也使得借債成為可能且便利（商人資本充裕且願意放貸）。債務的發展趨勢：從短期借貸到永久性借貸（國債）。永久性借貸（funding）雖然能立即緩解財政困難，但會將負擔轉嫁給後代。斯密認為，公共債務的積累削弱了國家，因為用於支付利息的稅收轉移了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儘管英國的稅收體系較優，但其巨額國債仍構成嚴重問題，可能導致國家衰弱。他認為應考慮通過更有效的稅收、削減不必要開支或與殖民地建立更公平的稅收和代表體系來解決債務問題。他也探討了通過貶值貨幣來減少債務的手段，認為這是不公正且有害的行為。最後，他指出若無法讓殖民地貢獻財政，英國應放棄維護其殖民帝國的昂貴負擔，承認其有限的實際能力。

這些論點構成了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基石，對後世經濟學和政治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