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 (上)

以下為羅素《西方哲學史》內容所提取的主要論點及其詳盡解釋：

論點一：哲學的本質與歷史角色

文本開篇即界定哲學為介於神學與科學之間的「無人之地」。哲學如神學般探索確切知識未能肯定的問題（如心物關係、宇宙目的、生死意義等），但它如科學般訴諸理性而非權威。科學涵蓋一切確切知識，神學包含基於權威的教條，而哲學則處理兩者之間的廣闊領域，思考那些實驗室無法解答、傳統權威答案又不再令人信服的問題。

哲學存在的價值，首先在於其歷史重要性。文本強調，要理解一個時代或民族，必須了解其哲學，反之亦然。人們的生活環境塑造了哲學，而哲學又反過來影響了人們的環境。這種跨越數世紀的交互作用構成了哲學史的核心主題。

其次，哲學具有個人的價值。科學的知識有限，而神學的斷言過於武斷，兩者皆無法令人完全滿足。哲學教導人們如何在不確定中生活，而不致為猶豫所困。它提醒我們，除了科學已知的事物外，還有 vast unknowns，神學的確定性不足為信。在面對宇宙的孤寂與人生的重大疑問時，哲學提供了一條路徑，讓人們得以思索並尋求慰藉，即使無法找到終極答案。

從歷史上看，哲學與社會生活、政治制度緊密相連，是社會性格的產物與成因。它並非卓越個人憑空產生的孤立思考。因此，理解哲學必須結合其所處時代的歷史背景。希臘哲學的興起、中世紀天主教哲學的統治地位、近代哲學與科學的互動，無不證明了這一點。哲學的發展也反映了社會團結與個人自由，以及科學與宗教之間持續存在的衝突或不安的妥協狀態。

論點二：古希臘哲學的起源與早期思想

古希臘哲學始於公元前六世紀的伊奧尼亞（小亞細亞）。米利都學派（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開啟了理性的、科學的探究傳統。他們尋求世界的原始物質（水、無限者、氣），並試圖用自然原因解釋現象（如阿那克西曼德的演化思想）。他們的思想粗糙，但其探究精神卻是科學的先驅。

與伊奧尼亞的科學傳統並行，古希臘也存在一種神秘主義和宗教熱情，特別是與狄奥尼索斯崇拜及奧爾弗斯教相關。這不同於荷馬史詩中人性化的奧林匹斯諸神。奧爾弗斯教強調靈魂不朽和輪迴，主張苦行與心靈的淨化，追求與神合一。這種神秘主義對後來的哲學影響深遠，特別是通過畢达哥拉斯和柏拉圖。

畢达哥拉斯（約公元前六世紀）結合了數學、神秘主義和一種特殊的理智上的出世觀。他認為「萬物皆數」，強調數學在理解宇宙中的重要性。他發現了數學證明，並將數學視為通往永恆真理的途徑。這引發了對感官世界的鄙棄，因為感官世界充滿變化和不確定性，而數學對象（如圓、數）卻是完美的、永恆的。畢达哥拉斯主義對柏拉圖、神學以及後來的理性主義產生了巨大影響，它將理智追求與一種狂醉式的啟示相結合。

赫拉克利特（約公元前五世紀）主張「萬物皆流」，世界處於永恆的變化之中，其基質是火。他也強調對立面的統一與鬥爭是宇宙的本質。他的哲學反映了一種高傲的苦行主義，重視主宰自身所獲得的權力，鄙視庸俗。

巴門尼德（約公元前五世紀）與赫拉克利特針鋒相對，他主張只有「有」存在，變化與多重性都是幻覺。他通過邏輯論證（基於思想和語言的性質）來支持他的形而上學。他的思想引出了「實體」和「存在」的概念，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形而上學。

恩培多克勒（約公元前五世紀）試圖調和前人的思想，提出了土、氣、火、水四種元素，以及爱和鬥争兩種動力原則。他也有演化論的萌芽，並具有宗教性的宇宙觀。

智者派（如普罗泰戈拉，約公元前五世紀）則對客觀真理和知識的可能性提出了懷疑。「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觀點，導向了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他們教授修辭和辯論技巧，以便在實際生活中（特別是法庭和政治中）取得成功。柏拉圖對他們持批判態度，認為他們追求表面上的成功而忽視了真正的知識和德行。智者派的出現標誌著希臘思想中人文主義和實用主義傾向的增強，並引發了對倫理學基礎的深入探討。

論點三：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西方哲學的黃金時代

蘇格拉底（約公元前 ４７０—３９９ 年）標誌著希臘哲學重心從自然轉向人生和倫理。他本人沒有著作，其思想主要通過柏拉圖和色諾芬的記載而為人所知。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是一個追求德行即知識的哲學家，他通過辯證的問答方法，試圖揭示人們思想中的矛盾和無知。他對世俗事物漠不關心，堅信內心的神諭或「精靈」的指引，並以無畏的態度面對死亡，這深受斯多葛派和犬儒派的景仰。

柏拉圖（約公元前 ４２８—３４７ 年）是蘇格拉底的弟子，其哲學是古希臘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結合了畢达哥拉斯的數學神秘主義、巴門尼德的永恆實在觀、赫拉克利特的感官世界流變觀以及蘇格拉底的倫理關懷，形成了其獨特的理念論和政治哲學。
柏拉圖的理念論（相論）認為，感官世界只是永恆不變的「理念」（或形式）世界的影子，理念才是真正實在的。知識是對理念的認識，而非感官知覺。他用太陽和洞穴的比喻形象地闡述了這種實在與現象、知識與意見的區別。
在政治哲學方面，柏拉圖在《國家篇》中設計了一個理想國，主張由哲學家王來統治，因為只有哲學家才具有對「善」的真正知識。他將城邦分為三個階級（衛國者、輔助者、勞動者），並為衛國者設計了嚴格的共產主義生活（財產、家庭、妻子、兒女共有），強調優生學和嚴格的教育審查制度。柏拉圖的烏托邦思想深受斯巴達制度的影響，其目的在於追求社會的統一和正義（每個階級各司其職）。他的政治學說，在後世常被視為極權主義的早期形式，但其探討了理想社會的可能性和哲學在政治中的地位。
柏拉圖在《斐多篇》中為靈魂不朽提供了論證，強調靈魂與肉體的分离，主张哲学是对死亡的准备。他的思想通过新柏拉图主义深刻影响了基督教神学。

亞里士多德（公元前 ３８４—３２２ 年）是柏拉圖的弟子，也是古希臘最系統化、最全面的哲學家。他不僅在邏輯學、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還涉獵了物理學、生物學等許多學科。
亞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圖的理念論，認為共相並非獨立存在於事物之外，而存在於個別事物之中（即「事物之中」的共相）。他區分了形式與質料、潛能與現實，並用這套概念解釋變化和有機體。
在倫理學上，他主張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幸福是一種合乎德性的靈魂活動。他提出了著名的「中庸之道」學說，認為德性是兩個極端之間的適度行為。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現實的、溫和的，反映了當時有教養的希臘人的觀點，但其固有的不平等觀念（奴隸制、婦女地位）與近代思想相悖。他將倫理學視為政治學的一部分，認為國家的目的在於造就優秀的公民。
在政治學上，亞里士多德考察了各種政體（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及其變形），認為共和制是最好的實際政體。他研究了革命的原因與防止方法，並分析了僭主制的維持手段。他認為城邦是人類社會的最終形式，忽視了當時興起的馬其頓帝國。
亞里士多德在邏輯學上貢獻巨大，創立了三段論理論，並認為一切演繹推理都可以歸結為三段論。他還探討了範疇、定義、歸納法等問題。雖然他的邏輯體系在後世被過分神化並成為思想進步的障礙，但其作為形式邏輯的開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亞里士多德的神學中，上帝是「不動的始動者」，是純粹的思想和現實，作為目的因推動著宇宙的運動。但他認為上帝並不知道個別事物。

論點四：希臘化時代與羅馬帝國時期的哲學轉變

亞歷山大東征及其帝國的建立，標誌著希臘城邦時代的結束和希臘化時代的開始。政治權力從城邦轉移到馬其頓的君主制國家。這對希臘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哲學的重心從城邦政治轉向個人倫理和解脫。哲學家們不再主要關心如何建立理想的國家，而是如何在動盪不安的世界中獲得個人的幸福與安寧。

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是希臘化時代最有影響的兩個學派。
伊壁鳩魯派追求快樂（主要是沒有痛苦的寧靜狀態）作為人生的目的。他們接受原子論，認為世界由原子和虛空構成，否定神干預人事，並認為靈魂隨肉體消散，以此來消除對死亡和神的恐懼。他們提倡節制、友誼和隱居，認為這些是達到心靈平靜的最佳途徑。

斯多葛派強調德性是唯一的善，並認為德性在於意志與自然（宇宙理性或上帝）相一致。他們接受決定論，認為一切都由命運或神意決定，但又主張人類具有自由意志，可以選擇與自然相和諧。斯多葛派提倡禁慾、堅忍和服從責任，認為對外部事物（包括痛苦和死亡）保持淡然是獲得內心自由的關鍵。他們強調人類的普遍兄弟情誼，認為人人都是宇宙公民。後期的羅馬斯多葛派（如塞涅卡、愛比克泰德、馬爾庫斯·奧勒留）在羅馬帝國的背景下，更加強調個人責任、內心自由和普世關懷。

犬儒派是斯多葛派的先驅，他們以極端的方式鄙棄習俗、財產和社會地位，提倡回歸自然和簡單的生活。
懷疑派則對一切知識的可能性提出質疑，認為我們無法確定任何事物的真理，因此最明智的態度是懸置判斷，隨從習俗。

羅馬帝國的擴張與統治，為地中海世界带来了長期的和平与统一（特別是羅馬和平時期，公元前 30 年至公元後 180 年）。羅馬人重實用，對希臘哲學主要作為文化引入，缺乏獨創性。羅馬法、羅馬行政體制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羅馬帝國也促進了不同文化的交流，特別是東方宗教在帝國境內的傳播。

基督教正是在希臘化時代和羅馬帝國時期興起並傳播的。它融合了猶太教、希臘哲學（特別是柏拉圖主義和斯多葛主義）、以及其他東方宗教（如奧爾弗斯教、摩尼教、拜火教等）的元素，形成了一套新的教義。早期的教父（如歐利根、安布洛斯、傑羅姆、奧古斯丁）在調和基督教信仰與希臘哲學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發展了關於三位一體、道成肉身、原罪、神恩、預定說、靈魂不死等教義，並奠定了教會的制度和神學基礎。

論點五：中世紀天主教哲學及其綜合體系的建立與瓦解

西羅馬帝國的衰亡和蠻族入侵，導致西歐進入「黑暗時代」。在這一時期，文明衰退，學術活動幾乎僅存於教會和修道院之中。教會作為一個基於教義的社會組織，在蠻族王國中逐漸獲得了巨大的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力，尤其以教皇制為最。教會與國家（世俗君主和皇帝）之間的衝突，成為中世紀政治史的核心主題。

天主教哲學在此時期蓬勃發展，形成了巨大的綜合體系。早期受奧古斯丁和柏拉圖主義影響較大，強調上帝的先在性、罪惡、神恩和天國。但由於和穆斯林的接觸以及希腊文獻的再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影響逐漸增加。

公元十一世紀開始，歐洲經歷了一次復興，修道院改革，教廷權力增強，城市興起，十字軍運動興起，學術也開始復甦，經院哲學應運而生。經院哲學家們力圖運用理性和辯證法來闡明和捍衛基督教信仰。

公元十三世紀是經院哲學的頂峰。托馬斯·阿奎那（多米尼克教團）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他成功地將亞里士多德哲學與基督教神學融合，認為理性可以證明信仰中的某些部分（如上帝存在、靈魂不死），而其餘部分則只能通過啟示得知。他論證了上帝的存在，闡述了形而上學（實體、形式、質料）、倫理學（幸福、德性）和政治學（国家的目的）等領域的基督教觀點。他的體系成為天主教的官方哲學。

然而，即使在十三世紀，也存在對阿奎那體系和正統教義的挑戰。弗蘭西斯教團的一些哲學家（如羅吉爾·培根、鄧斯·司各脫、奧卡姆的維廉）提供了不同的見解。他們在唯名論（共相不存在於事物之外）、實驗科學、對教會權力的批判等方面，與主流的托馬斯主義有所區別。奧卡姆的「剃刀」原則（如無必要，勿增實體）反映了一種趨向於經驗主義和反形而上學的傾向。

十四世紀以後，這個中世紀的綜合體系開始瓦解。原因包括：教皇制的世俗化和腐敗（如阿維農之囚、大分裂），導致其道德權威下降；民族君主國興起，削弱了教皇的普遍權力；城市發展和商人階級壯大，形成了新的社會力量和世俗文化；異端運動（如威克利夫、赫斯）挑戰了教會的教義和制度；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典學術的再發現和人文主義的興起，使得人們重新關注現世生活和異教思想。

總而言之，文本描述了西方哲學從古希臘起源，歷經希臘化、羅馬、中世紀各個時期，其間不斷與宗教、科學、政治、社會力量相互作用、吸收不同文化元素，最終形成了中世紀的綜合體系，並預示了近代世界的開端。貫穿其中的主要線索包括：理性與信仰的關係，客觀真理與主觀經驗的衝突，個體與共相的問題，靈魂與肉體的二元對立，以及理想社會與現實政治的張力。哲學史在文本中呈現為一個動態的、充滿變革和鬥爭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