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志彬：洗脑的历史

本書的核心觀點是探討「洗腦」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社會控制技術，並深入分析基督教在形成和完善這種技術方面的關鍵作用，及其對後世政治運動、特別是共產主義的深遠影響。作者認為，許多看似基於理想或人民選擇的歷史事件和社會現象，其背後實質是權力爭奪和精心設計的洗腦與控制機制的運作。

文章的主要論點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並詳加闡述：

論點一：基督教是歷史上最成功、持續時間最長、利潤最高的「公司」，其成功在於其嚴密的組織結構和對人性的精準把握，特別是其提供來世幸福的承諾。

文章開篇借用一個比喻，將基督教教會視為一個具有CEO（教皇）、董事會（紅衣大主教）、分公司（各國教區）、傳銷員（傳教士）的全球性組織。這個組織已存在兩千多年，持續發展壯大，並且「無本萬利」，在經濟好壞時都能維持甚至增加其影響力。作者認為，基督教之所以如此成功，不僅因為它承諾死後能進入永恆幸福的天堂（這對生活艱辛的人們具有極大誘惑力），更在於它發展出一套嚴密的組織形式和吸引人性的機制。早期的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底層民眾中迅速傳播，形成互助、親密的社群（猶如一個家庭），這對窮人實用，對富人也提供溫馨。一旦脫離，會面臨失去親人般的心靈創傷。這種精準把握人性需求並恰當組織社會力量的能力，是其戰勝鬆散多神教並最終成為羅馬帝國國教的關鍵。

論點二：基督教發展並完善了一套高效的洗腦技術，這些技術成為後世極權主義控制手段的基石。

文章詳細列舉了基督教（特別是天主教）採用的七項洗腦技術，並指出這些技術被後來的組織所效仿：
1. 神秘儀式： 例如彌撒中分食餅和葡萄酒，象徵與神靈的緊密連接，儀式的繁瑣與莊嚴能讓人產生敬畏感，強化組織的權威。這如同後來的政治集會、閱兵式等。
2. 緊密的小團體及網狀結構： 最初是地下傳教時形成的互信互助小組，後來發展成嚴密的科層制（教區、主教、教皇）。這種結構能將上層意志迅速傳達到最基層，並通過互相監督確保思想統一，猶如現代的傳銷網絡和政黨的支部結構。
3. 思想上的排他性： 基督教取得統治地位後，壓制異見、銷毀異端書籍、燒死挑戰教義者（如布魯諾），使得中世紀歐洲文化單一、民眾愚昧。這被視為摧毀自由思想的行為，與後來的極權政權控制思想如出一轍。
4. 強調思想灌輸的經常性、反覆性： 要求信徒每日祈禱、學習聖經、反省自身，通過查經班互相監督。這種時時刻刻、天天進行的灌輸和檢查，旨在消滅任何偏離正統的思想萌芽，如同某些政治運動中的每日學習、批判與自我批判。
5. 簡化理論，通俗易懂： 將教義簡化為易於理解的故事和戒律（如摩西十戒），避免複雜哲學思考，使不識字的底層民眾也能接受。權威人物（神父）作為與上帝溝通的唯一橋樑，決定信徒的行為準則和死後命運。這與後來的政治領袖將複雜理論簡化為口號、由基層組織解釋執行類似。
6. 樹立榜樣，不斷造神： 通過「封聖」過程，將普通人塑造成值得學習的聖人，為信徒提供具體模範。這與後來的政治運動中塑造英雄人物（如雷鋒）來供大眾學習膜拜一脈相承。
7. 建立宏大的宗教場所： 建造雄偉的教堂，讓人們一進入就感到渺小和敬畏，從而心理上臣服於掌控這些場所、宣稱能與神溝通的組織和領袖。這與後來的國家修建宏大宮殿、紀念碑、政府大樓等以顯示權威的做法相同。

論點三：基督教的分裂（宗教改革）和其後的思想啟蒙運動，雖打破了教會的思想壟斷，促進了西方現代化和民主制度的萌芽，但也催生了世俗化的「人間天堂」理想，為後來的極權主義提供了土壤。

新教的興起打破了天主教的壟斷，教派間的競爭促使思想交流。同時，歐洲政治上的分散（封建制）也為新思想的存活提供了空間。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重新發掘古希臘羅馬文化，強調人性和理性，挑戰宗教權威，催生了現代科學和民主思想。然而，作者認為，追求永生和天堂的宗教狂熱並未消失，而是世俗化為在人間建立沒有壓迫、人人平等、極大富足的「理想國」（烏托邦）的熱情。從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到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作者認為這些理論基於對人性本善或某一階級（無產階級）固有的高尚道德的假設，與宗教的原罪論或後來的環境決定論類似，都需要通過「道德教育」（即洗腦）來改造人。這種在人間建立「天堂」的理想，在一些特定歷史背景下成為極權主義者蠱惑人心的工具。太平天國被視為一個以基督教為名、實行血腥統治的中國版「人間天堂」實驗。

論點四：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將基督教洗腦技術與世俗「人間天堂」理想相結合，並發展出極端「紅色恐怖」手段的典型範例，這些手段對後來的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作者認為，俄國特殊的歷史背景（受東正教影響深遠、大眾文明程度低、知識分子與民眾隔閡大）使其易於接受激進思想。列寧將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實際相結合，其革命並非依靠廣泛人民支持，而是借外部勢力（德國資助）、利用暴力手段奪權。蘇維埃政權繼承了基督教的洗腦架構（黨組織、意識形態灌輸、個人崇拜、宏大建築），但更為極端和系統化。最關鍵的創新是「紅色恐怖」：通過大規模、隨意的屠殺和恐嚇，基於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試圖摧毀人們原有的思想和道德觀念，再以唯一的官方意識形態進行灌輸，製造出完全服從、不敢質疑的「機器人」。戰時共產主義、大饑荒、肅反等被視為故意製造恐懼和剝奪生存資源以達成控制的手段。作者批評列寧及其繼承者將人民性命視為實驗品和達成目標的工具，並通過共產國際將這套血腥的模式輸出到全世界，中國共產黨就是最主要的繼承者之一。

論點五：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與勝利，並非源於人民的選擇，而是依賴於蘇聯/共產國際的巨大支援和對蘇俄式洗腦及權力鬥爭技術的嫻熟運用。

作者駁斥了中共官方歷史敘事的「人民選擇論」。他指出，中共早期完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接收大量蘇聯資金、武器和人員培訓。中共的武裝鬥爭（如井岡山、蘇區、長征）、組織形式（支部建在連隊、網狀結構）都深受蘇俄影響。長征中紅軍的勝利，特別是對國民黨軍隊的戰術優勢，被歸因於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情報網成功破譯國民黨的通訊密碼。內戰的勝利同樣被認為主要依靠蘇聯轉交的日軍裝備、提供的美式武器、甚至直接編入共軍的日本和北朝鮮軍隊，以及蘇聯的戰略指導和後勤支援，而非小米加步槍或人民的支持。

論點六：毛澤東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的成功，展現了對權術的精通，這些權術與蘇俄式洗腦恐怖結合，塑造了建國後的中國政治。

文章深入分析了毛澤東在黨內歷次鬥爭中的權術運用：
1. 分而治之與平衡制約： 不讓任何派系獨大，在各方安插自己人或不相干的人互相牽制，所有人都依賴於他。
2. 拉一派打一派： 聯合一方勢力消滅另一方，再回頭對付盟友。從對付張國燾，到利用留蘇派打倒地方派，再在延安整風中利用自己的勢力打倒留蘇派，直至文革中先聯合周恩來打倒劉少奇，再打倒林彪，最後甚至清算周恩來。
3. 製造恐怖，利用運動： 藉助外部事件（如朝鮮戰爭）或內部矛盾，發動大規模政治運動（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肅反、大躍進/饑荒、四清、文革），清洗異己，掠奪財富，更重要的是製造恐懼，摧毀社會各階層的反抗能力和獨立思想。將責任推給失敗者（如將饑荒歸咎於基層幹部、將運動中的罪行歸咎於被打倒的領導人），同時鞏固自己的「英明正確」形象。
4. 控制信息和教育： 徹底控制媒體、出版物和學校，銷毀不利文獻，壟斷意識形態解釋權，將所有人都納入黨的洗腦體系。

文章特別強調，許多看似基於意識形態的政治運動，實質是高層權力鬥爭的結果。大躍進及隨後的大饑荒，被視為毛澤東為證明自己的經濟能力、爭奪行政權力、並籌集資金發展軍事和核武器而推行的災難性政策。饑荒中數千萬人的死亡，部分歸因於極端的「反瞞產」和高徵購，以及利用大辦食堂等剝奪農民生存資料的政策，這與蘇俄饑荒的模式一致，甚至可能暗含減少人口以達成某些秘密目標的冷酷考量。反右運動則被視為毛澤東在黨內權力受挫後，試圖利用知識分子削弱對手的策略失敗，轉而與對手聯手鎮壓知識分子，維護權威的結果。文革則被解讀為毛澤東在失去對官僚體系信任後，藉助徹底被洗腦的年輕人（紅衛兵）的力量，摧毀現有體制，以實現個人絕對統治和「人間天堂」理想的最後嘗試。文章認為，周恩來在多次權力鬥爭中的角色，是其得以長期生存並協助毛澤東打倒其他對手（如劉、林）的關鍵，儘管最終周本人也未能逃脫被毛澤東猜忌和折磨的命運。最後，毛澤東精心設計的接班布局（以華國鋒為過渡、毛遠新為核心）被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的政變所打破，甚至被歸因於毛澤東個人生活造成的內部矛盾。

總結：

綜上所述，這篇文章的根本論點是「洗腦」作為一種源於宗教、在極權主義下得到極端發展的社會控制技術，深刻地影響了現代歷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軌跡。中共的成功、其對人民的嚴酷統治以及黨內血腥的權力鬥爭，都離不開蘇俄模式的影響和對這些洗腦及控制技術的運用。文章充滿對歷史的批判和對人性的質疑，認為許多宏大的理想和官方敘事，掩蓋了權力、貪婪和恐懼在歷史進程中的真實作用。歷史的發展常常是非理性和殘酷的，遠非教科書所描繪的那樣簡單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