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德·布赫霍尔茨：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根據您提供的資料，這本書《那些死亡經濟學家的新思想》（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主要論述了經濟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及其核心觀點，並強調了這些歷史思想對於理解當代經濟問題和政策的持續重要性。作者旨在透過這些經濟學家的生平、思想與其所處時代背景的結合，以深入淺出、生動有趣的方式，讓讀者了解經濟學的演進脈絡，並認識到儘管這些經濟學家已經逝世，但他們的理論與見解依然深刻影響著我們現今的經濟世界。

以下是本書主要論點的詳細解釋：

1. 經濟學的本質與經濟學家的困境：

   • 經濟學的核心在於研究稀缺性（scarcity）及人類如何做出選擇（choice）。由於資源有限，人類必須在不同的選項之間做出權衡。經濟學家作為這個現實的傳達者，往往因為不得不指出追求某些目標（如更清潔的空氣）可能意味著犧牲其他目標（如更快的汽車）而受到批評，被視為「掃興者」（party poopers）。
   • 然而，偉大的經濟學家們不僅僅是傳達者，他們許多人（如凱恩斯在描述馬歇爾時提及）最初都是抱持著改進世界的善意而投身此領域。經濟學與政治有著緊密的聯繫，直到20世紀初，經濟學甚至被稱為「政治經濟學」。許多傑出的經濟學家都曾在政府任職，他們試圖將科學分析與對社會進步的熱情結合。
   • 經濟學家使用「模型」（models）來簡化複雜的現實，以便分析特定的因果關係。然而，人類行為和社會制度的變化使得經濟學的分析比自然科學更具挑戰性，因為分析對象本身是流動的。這使得「掌握經濟學家」需要數學、歷史、政治和哲學等多方面的才能。
   • 本書引導讀者回溯經濟思想的源頭，從早期關於財富的討論（如《聖經》、亞里斯多德、中世紀神學家關於「公正價格」和「高利貸」的辯論）到重商主義時期國家對經濟的嚴格控制，為現代經濟學的誕生鋪設了背景。

2. 亞當·斯密及其自由市場思想的永恆迴響：

   • 亞當·斯密（Adam Smith）被譽為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將國家財富等同於金銀儲備的觀點，認為真正的國家財富在於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產能力。
   • 斯密的核心思想體現在他對「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強調，認為專業化能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著名的製針工廠例子），進而增加國民財富。分工的有效進行依賴於「交換的傾向」（propensity to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
   • 他認為，人類自利的「改善自身狀況的慾望」（desire of bettering our condition）是經濟活動的強大驅動力。在自由市場中，個體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彷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引導，最終促進了社會的整體利益。市場通過價格和利潤機制，自動協調生產者滿足消費者需求，分配資源。
   • 斯密警惕商人利用政治影響力獲取壟斷和特權，認為這會阻礙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和經濟活力。他主張政府應限於提供國家安全、司法公正和必要公共設施（如道路、教育）的角色，而非過多干預經濟。
   • 書中提及，斯密的思想在現代仍具強大生命力，例如里根政府時期的經濟政策、全球的私有化浪潮、以及許多國家對市場機制的擁抱都可追溯到斯密。即使在科技飛速發展、企業規模擴大至今，斯密的競爭和專業化原則依然適用，甚至在國際貿易領域（儘管斯密只提出了「絕對優勢」理論）。

3. 馬爾薩斯的人口預言與現代反思：

   •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因其關於人口增長與食物供應之間矛盾的悲觀預言而聞名。他認為人口按「幾何級數」（geometric ratio）增長（每25年翻一番），而食物供應最多按「算術級數」（arithmetic ratio）增長。
   • 這種不平衡將導致人口數量最終超越食物供應能力，並通過「積極限制」（positive checks）（如戰爭、飢荒、疾病）來減少人口，使工資維持在僅夠糊口的水平。他也提出了「預防性限制」（preventative checks）（如晚婚、道德約束）以降低出生率，但他對後者能否避免災難性後果並不樂觀。
   • 馬爾薩斯的預言在當時對烏托邦思想和濟貧法（鼓勵生育）構成了挑戰。然而，事後看來，他在很多方面判斷失誤：他低估了農業技術革命對食物生產的提升，也未能預見「人口轉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導致工業化社會出生率下降的趨勢。
   • 儘管其具體預言未在西方應驗，馬爾薩斯的思想在現代環境保護主義（如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資源枯竭論、以及關於發展中國家貧困和人口增長的辯論中找到了迴響。然而，書中也指出，這些現代悲觀預言常常低估了價格機制引導資源節約和替代品開發的作用，以及技術進步的潛力。
   • 書中提及，許多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在控制人口增長和提高農業生產方面取得進展，這部分得益於政策改變（如鼓勵市場機制）而非馬爾薩斯式的災難。馬爾薩斯的論點在關於移民是否拉低本地生活水平的討論中也有體現，儘管這與其原有的食物供應論不同。

4. 大衛·李嘉圖的自由貿易論與經濟停滯前景：

   • 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和成功的金融家。他與馬爾薩斯是亦敵亦友的辯論夥伴。李嘉圖最重大的貢獻是提出了「比較優勢定律」（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 他證明，即使一個國家在所有商品的生產上都比另一個國家效率更高（擁有「絕對優勢」），雙方仍然可以通過專業化生產各自擁有「比較優勢」（即生產某商品機會成本相對較低）的商品，然後進行貿易，從而提高總體產出，使雙方都受益。這個理論是自由貿易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 李嘉圖依據比較優勢理論，強烈反對英國的《穀物法》（限制穀物進口），認為這損害了消費者和工人的利益，並阻礙了英國發展其製造業的比較優勢，成為「世界工廠」。
   • 他認為，保護主義雖然能使特定群體（如英國地主）受益，但會導致資源浪費，最終阻礙國家整體財富增長。這一論點至今仍是反對貿易壁壘的主要依據。
   • 李嘉圖的理論也描繪了一個經濟最終可能走向「停滯狀態」（stationary state）的悲觀前景：隨著人口增長和對食物需求的增加，農業必須擴展到肥力較低的土地，這會導致生產成本上升、糧食價格上漲。為了維持工人最低生活水平，工資必須提高。這將擠壓企業家的利潤，減少投資，最終導致經濟停止增長。
   • 然而，李嘉圖認為自由貿易是擺脫這種停滯狀態的關鍵。通過從其他國家進口廉價糧食，可以避免邊際土地肥力下降導致的成本上升，從而維持企業利潤並鼓勵資本積累和增長。

5.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理性與浪漫、自由與干預：

   •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繼承了其父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圖的衣缽，但在思想上經歷了從嚴格的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到融入浪漫主義情感的轉變，這深刻影響了他的經濟學及哲學思想。
   • 他對經濟學方法論進行了探討，試圖調和演繹法和歸納法。在經濟學內容上，他整理並改進了古典經濟學的許多理論，特別是需求與供給的相互作用、比較優勢理論（考慮需求）、以及對薩伊定律的討論。
   • 穆勒認為生產法則具有普遍性，但財富的分配則主要由人類制度決定，而非自然法則。這為他對社會政策的探討提供了基礎。
   • 他提倡一種「開明」的功利主義（enlightened utilitarianism），強調不僅要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還要考慮快樂的質素和個人的發展（如寧願做一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也不願做一頭滿足的豬）。
   • 在政策方面，穆勒對政府的角色持務實態度，主張一種「假定自由放任」（presumption of laissez-faire）的原則，即政府干預需要充分的理由，但他也認為政府在某些領域（如教育、貧困救助、規範市場行為）是必要的，甚至可能優於私人部門。他對累進所得稅持謹慎態度，但強烈支持對遺產徵收重稅以促進機會平等。
   • 穆勒的許多政策思想在後來得到了實踐或迴響，例如累進稅制（儘管他更傾向比例稅率）、濟貧法改革（工作福利）、以及對公共教育的倡導。

6. 卡爾·馬克思的憤怒預言與資本主義的批判：

   •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是一位革命性的思想家，他以其激烈的筆觸批判了資本主義，並預言了其必然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勝利。他採納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但將其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基礎上，認為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並塑造了法律、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築」。
   • 馬克思的核心經濟學概念是「勞動價值論」（labor theory of value），認為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所需的勞動時間決定。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理論，認為資本家通過支付工人僅夠維持生活的工資，而無償佔有工人創造的超出其工資的價值，這構成了對工人的「剝削」。
   •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存在內在矛盾，這些矛盾將驅使其走向滅亡。他提出了一系列「鐵的必然性」法則，如利潤率趨向下降、資本集中化（大魚吃小魚）、經濟危機（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失業的「產業後備軍」、以及無產階級的日益貧困化（相對或絕對）。這些趨勢最終會導致階級鬥爭激化，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 馬克思也批判了資本主義導致的「異化」（alienation），認為工人在生產過程中與勞動產品、勞動活動、自身本質以及他人相分離，喪失了創造性和人性。
   • 事後看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具體運行和滅亡的預言並未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應驗。工人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資本主義顯示出適應性和變革能力，且政府干預（凱恩斯主義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危機。然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如對階級矛盾、剝削、經濟不穩定性的關注，至今仍有迴響，並啟發了後來的制度學派和批判性經濟學研究。

7.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邊際主義與微觀經濟學的建立：

   •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他系統地發展了「邊際主義」（marginalism）思想，並將其應用於需求和供給分析。
   • 邊際主義強調在決策時考慮增量（即「邊際」）的成本和收益。無論是消費者決定購買多少商品，還是生產者決定生產多少產品，都是通過比較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來進行的。消費者會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調整消費，直到各種商品每單位貨幣帶來的邊際效用相等。生產者會根據邊際成本決定產量，直到邊際成本等於商品價格。
   • 馬歇爾用「剪刀」的比喻說明，商品價值由需求（基於邊際效用）和供給（基於生產成本）共同決定，缺一不可。他還引入了「經濟時間」（economic time）的概念，區分了市場調整的「短期」（要素投入部分可變，產能固定）和「長期」（所有要素投入和產能都可變），以及「內部經濟」（如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行業集中帶來的效益）等影響供給的因素。
   • 馬歇爾對「彈性」（elasticity）概念的闡述極具影響力，衡量了需求或供給對價格變化的敏感程度，這成為理解市場如何運作的關鍵工具，並對政策制定（如稅收、貿易）具有重要意義。
   • 馬歇爾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改造，並為現代微觀經濟學建立了分析框架。他雖然推崇數學作為分析工具，但強調經濟學應服務於實際問題，並警惕過度抽象的模型脫離現實。

8. 新舊制度學派：從批判現實到分析制度：

   • 「舊制度學派」（Old Institutionalists），如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和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批判新古典經濟學過於關注抽象的邊際分析和理性假設，忽視了現實世界中法律、文化、社會習慣等「制度」對經濟行為的深刻影響。
   • 凡勃倫以其對「有閒階級」（leisure class）的尖銳諷刺而聞名，他提出了「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念，認為人們的消費決策往往受到地位攀比的驅動，而非單純追求效用最大化，這挑戰了傳統的需求理論。他也強調了工程師與商人之間的衝突，認為商人追求利潤可能阻礙生產效率的真正提高。
   • 加爾布雷思則批判了現代資本主義中企業的巨大力量，認為大公司通過廣告等手段「創造」並「操縱」消費者的需求，而非消費者主權決定生產，這使得資源分配偏向私人產品而忽視公共服務。
   • 與舊制度學派的批判態度不同，「新制度學派」（New Institutionalists），如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和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雖然也關注制度，但他們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工具（如邊際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來分析和解釋各種制度的起源、功能和影響。
   • 新制度學派將經濟學的分析範圍擴展到法律（如侵權法、財產權、合同法）、政府規章、犯罪、企業組織（如股權結構、代理問題）等領域，認為這些制度的形成和演變可以用經濟邏輯來解釋。例如，科斯定理探討了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財產權的初始界定不影響資源的最終配置效率；斯蒂格勒的「監管俘獲理論」解釋了受監管的產業如何影響甚至控制監管機構以謀求自身利益。

9. 凱恩斯主義革命與政府干預的崛起：

   •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經濟思想史上發動了一場革命，尤其是在宏觀經濟學領域。他對導致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古典經濟學理論提出了挑戰。
   • 凱恩斯否定了薩伊定律（供給創造自身需求），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經濟衰退時），「總需求」（aggregate demand）可能不足，導致產出低於潛在水平並出現非自願失業。他認為，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協調並非如古典學派所說的那麼順暢，利率並不能保證儲蓄自動轉化為有效投資。
   • 凱恩斯提出了「乘數原理」（multiplier），認為政府或企業的初始支出增加會通過連鎖反應，帶來數倍於初始金額的國民收入增長。
   • 他主張政府在經濟衰退時應積極介入，通過「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增加政府支出或減稅）來提振總需求，將經濟推向充分就業。他認為，在蕭條時期，政府的赤字支出不僅必要，而且是刺激經濟走出泥淖的有效手段，不必過度拘泥於預算平衡，因為長期來看，經濟恢復增長會增加稅收。
   • 凱恩斯認為他的理論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而非推翻它。他主張政府的干預應是有限和有針對性的，主要用於穩定經濟，而不是取代市場。他的思想深刻影響了二戰後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政府開始承擔起維持充分就業和經濟穩定的責任。

10. 貨幣主義反擊凱恩斯主義與貨幣的重要性：

    •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領導了「貨幣主義」（Monetarism）學派，對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強烈挑戰。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供應量」（money supply）是影響名義國民生產總值（GDP）和經濟活動的最主要因素，而非凱恩斯主義強調的財政政策。
    • 貨幣主義者依賴「貨幣數量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特別是費雪方程式（MV=PQ），認為貨幣流通速度（V）相對穩定。因此，貨幣供應量（M）的變化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價格水平（P）或真實產出（Q）。他們認為，在長期，貨幣供應量增長主要影響價格，而在短期也影響產出。
    • 傅利曼及其合作者對美國貨幣史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認為貨幣因素在解釋經濟波動（包括大蕭條）中起著關鍵作用，並批判了凱恩斯主義對貨幣作用的輕視。
    • 貨幣主義者認為，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效果有限，因為政府支出的增加會通過推高利率等方式「擠出」（crowding out）私人投資。
    • 傅利曼對政府微調經濟的能力持懷疑態度，認為由於貨幣政策存在時滯，政府的相機抉擇反而可能加劇經濟波動。他主張中央銀行應遵循一個固定的貨幣供應量增長規則（如每年增長3-5%），而非頻繁地進行判斷和調整。
    • 儘管貨幣主義在20世紀70-80年代贏得了巨大影響力，但後來貨幣流通速度的波動性增加，使得簡單的貨幣供應量規則難以實施。現代宏觀經濟學吸收了兩大學派的觀點，認識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但對於它們的具體效果和如何協調使用仍存在爭論。

11. 公共選擇學派與政治經濟的現實：

    •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等創立的「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如自利假設、成本收益分析）來分析政府行為和政治過程。
    • 公共選擇學派認為，政治家、官僚和選民與市場中的個體一樣，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企業家」。政治家的目標可能是最大化選票，官僚的目標可能是最大化預算或權力。
    • 該學派解釋了許多政治經濟現象，如特殊利益集團（special interest groups）的影響力：少數組織為自身利益進行遊說的收益集中且顯著，而廣大公眾因個人損失微小而選擇「理性無知」（rational ignorance），導致特殊利益集團能犧牲社會整體效率來獲取好處。
    • 公共選擇學派也分析了官僚體系的擴張傾向以及監管機構可能被其監管對象「俘獲」的現象。
    • 在財政政策方面，布坎南認為民主政治體制本身存在導致財政赤字的偏向，因為政治家傾向於提供「愉悅」（政府支出、減稅）而迴避「痛苦」（增稅、削減開支）。他對凱恩斯主義關於政府能夠有效穩定經濟的觀點持懷疑態度，認為政治過程中的自利動機和效率低下會扭曲政策執行。
    • 公共選擇學派挑戰了人們對政府的理想化看法，提醒人們在考慮政府干預時，必須比較現實市場的不足與現實政治過程可能帶來的問題。

12. 理性預期與行為經濟學的衝擊：

    • 「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或稱新古典學派，是20世紀後期興起的宏觀經濟學思潮，由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等代表。該學派假設市場是有效率的，並且經濟行為主體在形成預期時會充分利用所有可得信息，並理解政府政策的運行方式。
    • 理性預期理論認為，如果政府的政策是可預期或系統性的，那麼理性的行為主體會提前將其納入考慮，並調整其行為。這可能導致預期的政策無法影響真實產出和就業，而只影響價格（政策無效性命題）。只有「意外」的政策才能對短期產出產生影響。這對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穩定政策提出了嚴峻挑戰（盧卡斯批判）。
    • 該學派也對市場總是出清的假設進行了辯護，認為即使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等情況下，市場價格也會迅速調整。
    • 與理性預期學派的強理性假設形成對比，「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則結合心理學研究，挑戰了經濟學中的完全理性假設。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等人的研究表明，人們在決策中存在認知偏差、情緒影響、損失厭惡、時間折扣不一致等非理性行為，這些行為會導致人們做出系統性的錯誤決策。
    • 行為經濟學解釋了許多傳統經濟學難以解釋的現象，如股市中的非理性泡沫、儲蓄不足、對微小價格差異敏感而對巨大價格差異不敏感等。
    • 這兩大學派看似矛盾，但都對傳統理論構成了衝擊。理性預期學派迫使經濟學家更加嚴謹地考慮預期和信息的作用，而行為經濟學則提醒經濟學家不能忽視現實世界中人類行為的複雜性和非理性方面。現代經濟學正努力將這些洞見融入更全面的模型中。

總之，本書透過追溯從亞當·斯密到20世紀後期各個學派的經濟思想，揭示了經濟學理論如何在歷史背景下誕生、演變、相互辯論與批判，並如何持續地為我們理解和應對不斷變化的經濟現實提供工具和視角。它強調了經濟學不僅是抽象理論，更是關乎人類福祉、與政治、社會、文化緊密相連的實踐科學。偉大經濟學家的思想之所以「永垂不朽」，正是因為它們在不同的時代和挑戰面前，依然能夠啟發我們去思考、去行動，並努力讓經濟這部複雜的機器更好地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