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费雪：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its Determination And Relation To Credit, Interest And Crises

根據您提供的歐文·費雪 (Irving Fisher) 所著《貨幣的購買力及其與信用、利率和危機的關係》(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its Determination and Relation to Credit, Interest and Crises) 的資料，以下是主要論點的提取與詳細解釋：

歐文·費雪在這本著作中，旨在闡述決定貨幣購買力（或其倒數——物價水準）的原理，並將這些原理應用於研究物價水準的歷史變化，特別是當時（1911年）引起廣泛討論的「生活成本」變化。費雪的核心理論基礎是一個稱為「交換方程式」(Equation of Exchange) 的數學恆等式，並以此為出發點，深入分析影響物價水準的各種因素及其相互關係，特別是強調貨幣數量與物價之間的因果關係。他認為，儘管影響物價的因素眾多且相互交織，但它們最終都必須透過特定的幾個核心變數來作用於物價。

以下是書中的主要論點及其詳細解釋：

1. 交換方程式：貨幣流通與交易價值的基本關係

費雪著作的核心是其提出的交換方程式： MV + M’V’ = ΣpQ = PT。

• 左邊 (MV + M’V’)：總支出

  • M 代表流通中的貨幣總量 (Quantity of Money in circulation)。這包括實體貨幣，如鑄幣和政府發行的紙幣（如當時美國的綠背鈔）。
  • V 代表貨幣的流通速度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of Money)。這是衡量在特定時期（例如一年）內，單位貨幣平均用於購買商品和服務的次數。速度越快，單位貨幣在總支出中貢獻的價值越大。
  • M’ 代表銀行存款的總量 (Quantity of Bank Deposits subject to check)。這是可以透過支票轉移的銀行存款，構成一種重要的信用貨幣或存款貨幣 (Deposit Currency)。
  • V’ 代表銀行存款的流通速度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of Deposits)。這是衡量單位銀行存款在特定時期內平均被用於支付（透過支票轉移）的次數。其意義與V類似，但適用於存款貨幣。

  費雪認為，左邊的 MV 代表實體貨幣的總支出，M’V’ 代表存款貨幣的總支出。兩者之和 (MV + M’V’) 代表在特定時期內，經濟體中所有商品和服務交易所使用的總貨幣和信用支付額。

• 右邊 (ΣpQ = PT)：總交易價值

  • ΣpQ 代表在特定時期內，所有商品和服務交易的總價值。這裡 Σ 是求和符號，p 代表特定商品或服務的價格 (Price)，Q 代表該商品或服務的交易數量 (Quantity traded)。由於經濟體中存在無數種商品和服務，每種都有其價格和交易量，ΣpQ 便是將所有交易的價格乘以數量後加總。
  • P 代表物價水準 (Price Level)，即所有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加權平均值。費雪在書中花了大量篇幅討論如何構建最合適的物價指數來代表P（參見第九章和第十章）。
  • T 代表交易總量 (Volume of Trade)，即所有商品和服務的總交易數量，通常以某種方式加權衡量。與P相對應，T也需要適當的衡量方法。

  右邊的 PT 則是物價水準與交易總量的乘積，它從交易商品的角度衡量了與左邊總支出相等的總交易價值。

費雪強調，這個方程式並非一個經濟理論，而是一個基於交易事實的數學恆等式。在任何一筆交易中，買方支付的貨幣或信用額總是等於賣方出售的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乘以數量。將所有交易加總，便得到這個恆等式。因此，方程式 MV + M’V’ = PT 總是成立的。它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了一個框架，用來分析影響物價水準（P）的各種因素。

2. 貨幣數量說的復興與因果關係

交換方程式本身並未指出各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例如，物價上漲可能是M增加的原因，也可能是M增加的結果，或者兩者同時受第三方因素影響。然而，費雪基於對經濟現象的觀察和分析，強烈主張在「正常情況下」，貨幣數量（M）是物價水準（P）變動的主要原因。這構成了他的「貨幣數量說」。

費雪的論證如下：
* M與M’的比例關係： 他觀察到，在一個既定的商業和銀行體系發展水準下，公眾和企業傾向於在實體貨幣（M）與銀行存款（M’）之間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比例。銀行為了應對提款需求，也會保持與存款相應的儲備金（通常是M的一部分），這進一步強化了M與M’之間的穩定比例。因此，M的變動會引起M’按比例變動。
* V、V’、T 的獨立性（正常情況下）： 費雪認為，在正常情況下，貨幣及存款的流通速度（V和V’）主要取決於非貨幣因素，如支付習慣、支付系統的頻率（例如按週還是按月支付工資）、交通和通訊的便捷度、人口密度等。這些因素在短期內相對穩定，或其變動與貨幣數量無直接關聯。同樣，交易總量（T）主要取決於經濟體的生產能力、資源、技術、分工、商業組織等實體因素。這些因素的變動與貨幣數量在正常情況下也無直接因果關係。
* 因果機制的鏈條： 基於上述前提，費雪解釋了M如何影響P：當M（以及按比例變動的M’）增加時，如果V、V’和T暫時不變，那麼交換方程式的左邊會增加。由於方程式必須平衡，右邊的PT也必須增加。在T不變的情況下，這必然導致P上漲。為什麼P會上漲？因為貨幣量的增加使得人們相對於現有物價持有更多的貨幣和存款，超過了他們維持日常交易便利所需的量。這使得人們傾向於增加支出以購買商品和服務，從而將多餘的貨幣「推入」流通。當大家普遍增加支出時，對商品的需求增加，價格便會上漲。這種價格上漲會持續到新的物價水準與增加後的貨幣量相匹配為止，使得人們持有的貨幣量與交易需求重新達到平衡。

因此，費雪得出結論：在V、V’和T不變（或其變動獨立於M）的正常情況下，物價水準（P）與貨幣數量（M）呈正比變動。如果M增加一倍，P也將增加一倍。這是費雪對貨幣數量說的核心闡述。他強調，許多對數量說的批評是源於對方程式中其他變數的忽略或對因果關係的混淆。

3. 過渡時期與信用週期：物價變動的動態分析

雖然費雪強調「正常情況下」貨幣數量與物價的比例關係，但他清醒地認識到，現實經濟往往處於不斷變動的「過渡時期」。在這些時期，各變數之間的比例關係會被打破，特別是信用週期 (Credit Cycles) 會引起劇烈的物價波動。

費雪分析了典型的信用週期過程：
* 擴張階段： 起初可能是由於黃金產量增加或其他因素導致物價輕微上漲。物價上漲導致企業家（通常是債務人）的貨幣利潤增加，因為他們的銷售收入按新的物價計算增加，而其成本（特別是利息支出，短期內趨於固定或調整較慢）按舊的物價計算或增加較慢。利潤增加鼓勵企業家擴大生產和投資，增加借貸需求。銀行樂於放貸，因為貸款利率似乎有利可圖（儘管實際利率可能因物價上漲而偏低）。銀行貸款的增加直接導致存款貨幣（M’）的擴張。M’的擴張進一步推高物價，強化了企業家的盈利預期，刺激更多借貸和M’擴張。在這個階段，M’相對於M的比例會異常增加，V和V’也因交易活躍和物價上漲預期而加快，T也可能因生產擴張而增加。
* 危機階段： 這種擴張是不可持續的。最終，銀行會發現其儲備金相對於存款的比例過低，為了維護安全，銀行不得不提高貸款利率或收緊信貸。同時，滯後的利率（即使有所上漲）最終趕上甚至超過了物價上漲速度帶來的補償，企業家發現難以維持高額利息支出。企業破產增加，商業信心受到打擊。
* 緊縮階段： 信心危機導致銀行擠兌（人們提現），銀行儲備金減少，被迫進一步收緊貸款。M’迅速收縮，V和V’因經濟活動放緩、信心不足和物價下跌預期而減慢。T也因生產收縮而減少。交換方程式左邊的MV+M’V’急劇下降，導致物價下跌。物價下跌使企業家更難償還以舊物價借入的債務（實際價值增加），進一步導致破產和信用緊縮。
* 復甦階段： 緊縮持續到物價跌至低谷，倖存的企業家成本下降，利率最終跌至可接受的水準，新的借貸和投資活動開始，經濟活動逐漸恢復，M’、V、V’、T重新開始增長，迎來下一個擴張週期。

費雪的信用週期理論強調了物價變動與信貸擴張/收縮以及利率調整滯後之間的相互作用，解釋了經濟週期中的繁榮、危機和蕭條現象。這補充並豐富了其靜態的數量說。

4. 影響物價的間接因素

費雪在書中詳細探討了許多看似與貨幣不直接相關，但實質上會透過影響交換方程式中的五個核心變數（M、M’、V、V’、T）來間接影響物價水準的因素。這些因素廣泛而多樣：

• 影響交易總量（T）的因素： 地理條件、專業化程度（分工）、生產技術知識、資本累積、消費者需求的多樣性、交通設施、貿易自由度（如關稅）、貨幣和銀行系統的效率、商業信心等。這些因素的改善通常會增加T，從而在其他因素不變時傾向於降低物價。
• 影響流通速度（V、V’）的因素： 個人的消費習慣（節儉或浪費）、記帳信用（赊賬）的普遍性、支付系統的頻率和規律性（如發薪週期）、人口密度、交通和通訊的速度等。這些因素的變化通常會改變V和V’，從而傾向於影響物價。
• 影響貨幣數量（M）的因素： 黃金（或其他貨幣金屬）的生產和消耗、國際貿易導致的貨幣輸出入、政府鑄幣和貨幣發行政策（如金本位、銀本位、紙幣發行）等。
• 影響存款數量（M’）的因素： 銀行系統的發展和普及程度、人們使用銀行存款的習慣（如支票的使用）、記帳信用（赊賬）的習慣等。

費雪認為，所有這些間接因素，無論多麼複雜，最終都必須通過影響M、M’、V、V’、T這五個直接變數來對物價水準產生作用。這種分析方法將物價變動的複雜原因歸納到一個可理解和分析的框架內。

5. 物價水準是結果而非原因

費雪的一個重要論點是，在正常情況下，物價水準（P）是交換方程式中其他因素的結果，而不是引起其他因素變動的原因。

他的論證是，如果物價水準在沒有其他因素變動的情況下單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不穩定的，並會引發其他因素的調整，最終將物價水準拉回與其他因素所決定的水準。例如，如果物價突然無故上漲，這將導致人們持有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下降。相對於高物價，人們會覺得現有貨幣數量不足，進而減少支出。這將導致交易量減少，流通速度下降，並可能通過國際貿易引起貨幣流出（如果物價僅在一國上漲）。這些因素的變化（M、M’減少，V、V’、T下降）都傾向於壓低物價水準，使其回到與貨幣及交易條件相符的水準。

因此，費雪強調，儘管在信用週期等過渡時期，物價變動會反過來影響其他變數（例如物價上漲導致利率滯後，進而刺激M’擴張），但在長期和正常狀態下，物價水準是被動的，由貨幣供應、流通速度和交易總量所決定。許多聲稱物價由個別商品的供需或成本決定而與貨幣無關的觀點，忽略了所有商品價格都是以貨幣衡量的這一事實，個別價格的決定本身就隱含了一個既定的總體物價水準。總體物價水準的決定必須考慮貨幣因素。

6. 物價水準的衡量與指數的構建

由於實際經濟中各種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並非同步變動，簡單地談論「物價水準」需要一個準確的定義和衡量方法。費雪認為物價水準應通過構建物價指數 (Index Number of Prices) 來衡量。

他深入探討了不同類型的物價指數（算術平均、幾何平均、調和平均、中位數等）及其加權方法。他指出，一個理想的物價指數應當能夠準確反映物價的總體變動，並且與交換方程式中的交易總量指數（T）相協調，使得 P*T = ΣpQ 成立。費雪傾向於一種特定的加權方法，即根據商品在基準年或當前年的交易價值來加權。他推薦使用加權算術平均指數或加權中位數指數，認為這些指數在理論性質和計算便捷性方面表現良好。他還討論了指數的不同用途，不僅是衡量物價水準，還可以用於衡量實際工資、資本增長等，並強調用於不同目的的指數應選擇不同的商品和權重。

7. 統計驗證與歷史回顧

費雪將其理論應用於歷史數據進行驗證。他回顧了自15世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歐洲物價的長期上漲趨勢，並將其與黃金及白銀供應的增加相聯繫。他還分析了19世紀以來不同時期（如拿破崙戰爭時期、加州淘金熱、1873-1896年物價下跌、1896年後物價上漲）的物價波動及其與貨幣供應、銀行信用、金銀複本位制度變化等的關係。

特別是，他對美國1896年至1909年期間的經濟數據進行了詳細的統計分析，首次嘗試估計了M、M’、V、V’、T這五個變數的數值（例如通過銀行數據估計貨幣流通速度V）。他計算出這些估計值，並驗證了它們在交換方程式中是大致吻合的，支持了其理論框架。他利用這些數據分析了該時期美國物價上漲的原因，結論是黃金供應增加（影響M）和銀行存款及流通速度的增長（影響M’和V’）是主要推動力，而交易總量（T）的增長則起到了抑制物價上漲的作用。

8. 穩定物價的挑戰與方案

認識到物價不穩定對經濟造成的危害（如對長期合同、借貸關係的干擾，以及加劇經濟週期），費雪在書的最後部分探討了穩定物價的可能性和方法。他認為，理想的貨幣應具有穩定的購買力，充當一個可靠的「支付延期標準」(Standard for deferred payments)。

他討論了幾種穩定方案：
* 金銀複本位制 (Bimetallism)： 指出其潛在的穩定作用（結合兩種金屬供應的波動），但批評其固有的不穩定性（劣幣驅逐良幣）以及政治上難以維持的弊端。
* 法定紙幣制 (Fiat Money)： 理論上政府可以通過精確控制紙幣發行量來穩定物價，但歷史經驗表明，這極易受到政治壓力而導致過度發行和物價失控。
* 指數本位制 (Tabular Standard)： 提議合同不以固定貨幣金額結算，而是根據物價指數進行調整，以確保支付的實際購買力不變。費雪認為這在理論上可行且公正，但實踐中可能因轉換成本和缺乏普遍接受性而難以推行。
* 「標準化美元」方案 (Standardized Dollar)： 費雪自己提出了一個更具操作性的方案，特別是基於當時已在一些國家實行的金匯兌本位制。他建議將美元（或世界主要貨幣）的黃金含量與物價指數掛鉤。例如，如果物價指數上漲1%，政府就將美元的黃金含量增加1%。這樣，每一美元的黃金含量會隨著黃金價值相對商品價值的變動而調整，以維持美元對商品總體購買力的穩定。這個方案不需要頻繁重鑄貨幣（可以通過調整政府購買和銷售黃金的價格實現），且可以通過獨立的統計機構來決定黃金含量的調整幅度，避免政治干預。他認為這是實現穩定購買力的一個可行方向。

總之，費雪通過交換方程式建立了一個嚴謹的理論框架來分析物價的決定因素，並強烈論證了貨幣數量在其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他結合了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解釋了經濟週期中的物價波動。同時，他利用歷史和統計數據對理論進行了實證檢驗，並最終探討了穩定物價這一重要政策目標及其潛在的實現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