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 & 老侠：美人赠我蒙汗药

這段王朔與「老俠」之間的對話，對當前中國的文化環境、文學創作、知識分子群體、大眾傳媒與影視產業，以及社會現象進行了極為尖銳、坦誠甚至近乎殘酷的檢視與批判。對話揭示的核心論點可以概括為：當代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普遍現狀，充斥著缺乏真實、誠實和良知的「媚俗」（kitschy）與「偽生活」（fake life），而知識分子和文化產業在其中扮演了複雜甚至負面的角色。

以下將對這些主要論點進行詳盡解釋：

1. 對「真實」與「偽生活」的強調與追求，並批判主流文化與知識界的虛偽與媚俗： 王朔回顧自己的寫作歷程，從早期模仿式的言情小說（被稱為「下三流」）轉向具有顛覆性的「痞子文學」（如《頑主》、《千萬別把我當人》），其核心驅動力是追求「真實」——他自己和周遭生活的真實狀態。他批判主流文學觀念要求「源於生活高於生活」、追求「升華」、寫出「光明尾巴」，認為這是編造與說假話。這種對「藝術真實」的要求，在王朔看來，是當時文學觀念乃至整個文化環境普遍存在的「偽生活」的體現。他認為許多知識分子、理論家、編輯們道貌岸然，說假話，裝孫子，以勢壓人，沒有知識誠實與道德。他們追求的「優美的文學語言」是虛假的學生腔，而他的口語化寫作則是一種在「失語狀態」下，被迫以調侃方式表達真實的嘗試，因為「書面語言庫中沒有一句真話」。對話中，兩人一致認為「真實都是可怕的陌生的，謊言才是輕盈的」。王朔後來參與大眾文化（影視劇）的經歷，讓他更深刻體認到其「媚俗」本質，即必須取悅大眾、迎合政策，而這種媚俗與他追求的真實相悖。他最終選擇從中退出，回歸小說寫作，視之為與「偽生活」的決裂。
2. 對大眾文化「媚俗」本質及其「吞噬力」的深刻批判： 對話花了大量篇幅批判以影視劇、流行歌曲、暢銷書為代表的大眾文化。核心論點是：大眾文化以「媚俗」為天性，其主要目的是「票房」、「掏出人民兜裡的錢」。它不追求深刻或真實，只追求讓大眾「舒服」、「高興」、「解悶」，甚至淪為「小丑式地逗樂兒」。大眾文化具有強大的「吞噬力同化力」，能將任何尖銳、邊緣的東西（如王朔的「痞子話兒」、崔健的搖滾）轉化為圓潤、淺顯、無害的消費品。例如，王朔小說中的嘲笑、顛覆性語言在大眾文化中變成了「善良的小人物的一些善良的俏皮話」，失去了「杀伤力」，只剩下「一笑了之」。大眾文化與權力有著隱秘的合流，「二老滿意」（老幹部和老百姓）是明確的口號。它通過商業包裝和媒體炒作，將人物或作品「弄得面目全非」、「自我複製」、「自動製造話題」，最終走向「人身攻擊」，因為這最能吸引眼球和刺激大眾。這種機制殘酷而無恥，剝奪人的創造力，甚至摧毀精神和肉體。儘管王朔曾參與其中並獲益，但他將其定性為「俗」，並認為這與精英文化的某些「俗」（如掉書袋、附庸風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3. 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失望與批判： 對話中，知識分子是重點批判對象。王朔從自身經歷出發，回憶兒時目睹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醜態（互相揭發、沒有尊嚴）、對學校老師的惡劣印象（不講真話、裝孫子、以勢壓人），形成了對知識分子群體「朴素地不覺得那東西有多好，多了不起」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整體而言並無比他人高明，在思想發現上基本沒做過什麼，卻喜歡「教育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種姿態令他反感。更嚴重的是，許多知識分子對權力「恭順」、是「幫凶」，「在中漁利」。九十年代後，他們又熱衷於追逐時尚的西方理論（後現代、東方主義等），搞「學術凸顯」，實則「附庸風雅」、互相吹捧、製造「文化恐龍」。他們缺乏知識上的誠實和道義上的負責，面對不公正和苦難時沉默或媚俗，甚至為了一點利益可以撒彌天大謊。老俠補充了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右派作家、啟蒙派、叢書派、地下民間派、經濟學家、新左派、獨立學者），指出他們普遍存在的追逐權力與名利、缺乏獨立人格、「做人上的無知」、「灵魂的无知」等問題。對話認為，與西方相比，中國的「知識權力」始終依附於「政治權力」，無法獨立。
4. 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審視： 對話涉及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影響的批判。孔子的《論語》被視為一部教人「打圓場」、「怎麼做人」的「格言集」，其「中庸」之道和「诲人不倦」的姿態被認為助長了中國人「玩心眼」、「圆滑」、「自负」、「没有界限」的性格和思维方式。老子及法家思想被視為中國「阴谋设计大师」，為「厚黑学」、權術鬥爭提供規則，助長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放弃人的尊严」的生存邏輯。傳統史書如《资治通鉴》被認為充滿權術，而非真正的道義反思。一些傳統觀念（如「衣食足而知禮儀」）被質疑其現實有效性。對話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缺乏西方那種「超越性的絕對尺度」（如基督教），導致人缺乏敬畏、自律和對自身罪惡的反省，容易陷入世俗的泥潭和集體無恥。傳統美文（如明清小品、宋詞婉約）也被批判為一種「虚饰」，可以掩蓋苦難和人格缺陷，與泛政治化語言一樣是「大话空话」。
5. 對當代語言變化的關注與憂慮： 對話深刻討論了當代中國語言的現狀與變遷。指出1949年後的語言被「泛政治化」，充滿「大话空话」、暴力性、「播音式的腔调」，缺乏生命力和個人真實情感。雖然有所謂的「白话文革命」，但文學語言資源匱乏。同時，港台大眾文化的「软语普通话」（「鸟语」）正在迅速滲透並佔領大陸的日常口語、媒體和流行文化，尤其影響年輕一代。這種軟語腔調被認為是舊上海灘的延續，迎合了年輕人的情感模式，其「柔情似水」的姿態比過去的政治大話更具「吞噬力」。王朔的口語化寫作被視為一種在語言困境中的突圍嘗試，但也面臨被大眾文化「净化」和「同化」的風險。
6. 對性關係及其文學描寫的探討： 對話觸及了當代中國社會性關係的混亂與無恥化（如半公開的賣淫、婚外戀的常態化、男人在妻子面前談論嫖妓），並批判文學作品對性的描寫普遍存在「不干净」、「不健康」、「猥琐」的問題。傳統文學性描寫被認為是兩個極端：要麼「金瓶梅」式的程式化、缺乏情感的性，要麼「红楼梦」式的將性「诗意化」、「升华」為純情，脫離肉體。當代文學試圖突破禁忌，但往往陷入煽情、迎合市場，或將性過度「负载」政治、道德、生命力的意義。王朔反思自己過去寫作迴避性描寫，認為是找不到「健康的心态健康的写法」，並提出未來的寫作應「老老实实地写」，將性視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夸张不猥琐」，擺脫模式與附加意義，如實呈現其豐富性與多樣性。對話也藉此批判了社會對性問題的強制性道德干預和對私領域的侵犯。
7. 對苦難與無恥的集體經驗的揭示： 對話認為，中國社會經歷了太多政治運動帶來的苦難和「集体无耻」（如相互揭發、政治脅迫下的說謊）。這種經驗導致了人性的麻木、靈魂的麻木。苦難並未帶來深刻反省，反而常常被「商品化」，成為個人撈取社會地位、名聲的「資本」。一些作家和知識分子利用苦難「自我摘清」、「自我美化」，將自己塑造成道德的受難者和批判者，卻迴避追問自身是否為災難的「同谋」。這種對苦難的粉飾與歌頌，實際上是在為「反人性」的東西「松绑」，是一種「帮凶」行為。對話認為，與過去政治高壓下的強制性無恥相比，當代市場和道德領域的無恥雖然氾濫，但至少是「可以拒绝」的，而過去的政治無恥卻是強制性的，對人性的傷害更為根本。

總而言之，這段對話通過對中國文化、文學、知識分子、大眾媒體等各個層面的辛辣批判，揭示了一個普遍缺乏真實、誠實和獨立人格的社會圖景。對話雙方都流露出對這種現狀的厭惡與無奈，並試圖在個人層面尋找或堅守某種底線，即使這種堅守在普遍的媚俗與無恥面前顯得孤獨且充滿挑戰。對語言、歷史、傳統的分析，則進一步深化了對當代中國文化病灶根源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