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熊彼特：ten Great Economists——from Marx To Keynes

以下是從提供的資料中提取的主要論點及其詳細解釋：

這份資料包含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著作《十大經濟學家：從馬克思到凱因斯》（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的介紹及前言，提供了關於熊彼得對經濟學史的看法、他對書中經濟學家的評價、他的治學方法以及本書的背景資訊。

1. 熊彼得對經濟學史與傳記寫作的獨特視角：
書中引言作者馬克·珀爾曼（Mark Perlman）指出，熊彼得看待歷史並非僅是偉人的行動或社會階級關係與技術變革的結果，而是意識形態與智識分析相互作用的產物。因此，熊彼得的經濟學家傳記寫作著重於闡述他們的「偉大思想」（Great Ideas）及其在經濟思想史中的定位與貢獻，而非聚焦於個人的生平細節。雖然熊彼得確實認識書中除了馬克思以外的所有經濟學家，並擁有豐富的傳記知識，但他在寫作時選擇淡化個人生活，專注於學術成就及其所處時代的智識氛圍。這種方法被珀爾曼詮釋為熊彼得對個人細節可能分散對思想本質的注意力，以及可能出於希望自己的私生活也能被如此看待的願望。這使得他的傳記文章，特別是對於理論貢獻卓越的人物，展現出對其學術地位的高度評價和對其思想精髓的深刻剖析，即便他個人可能與這些人存在分歧或不親近。

2. 熊彼得對經濟學方法的看法演變與其在書中的體現：
珀爾曼分析，熊彼得對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看法在其漫長的學術生涯中發生了顯著變化。早期（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傾向於將經濟學視為一種追求嚴格邏輯連結的「笛卡兒式」（Cartesian）純粹科學，是「科學女王」庇護下的知識體系，並大力倡導將經濟學表達數學化，視李昂·瓦爾拉斯（Léon Walras）的體系為現代經濟理論的潛在主要典範。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尤其是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的視角變得更為廣闊，轉向了一種更為「培根式」（Baconian）的系統性研究方法。這體現在他後期的著作中，例如《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一部分強調，理解經濟學必須同時掌握經濟史、統計學、經濟社會學、政治經濟學以及應用經濟學。儘管他對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等人的經濟社會學表示讚賞，並在其後期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但他似乎並未完全放棄數學在表達上的清晰性，即便不再是出於嚴格邏輯的原因。這種方法的演變影響了他在書中對不同經濟學家的評價角度，他能同時欣賞純粹理論家（如瓦爾拉斯、帕雷托）和實證研究者（如米切爾），並從歷史和社會背景中分析他們的思想，儘管他本人對一些應用導向或非理論性的學派持保留態度（如對美國制度學派的約翰·R·康芒斯）。

3. 對書中主要經濟學家及其貢獻的評價精髓：
書中對十大經濟學家的評價是核心內容。
*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作為書中最長的篇章（取自《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熊彼得將馬克思視為先知、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他讚賞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內部演進邏輯的「願景」，認為這是馬克思區別於同時代經濟學家的關鍵貢獻。然而，他對馬克思的許多具體經濟理論持批評態度，特別是勞動價值論、階級理論（認為其過於簡化和缺乏解釋力）和貧困化理論（認為其預測錯誤）。他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分析結構存在缺陷，但承認其合成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嘗試具有啟發性。
* 李昂·瓦爾拉斯（Léon Walras）： 儘管對瓦爾拉斯的論述較短，但熊彼得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稱他為「所有經濟學家中最偉大的」，尤其是在純粹理論領域，讚揚其一般均衡體系的創造性和綜合性。這反映了熊彼得早期對數學化和純粹理論的推崇，並認為瓦爾拉斯的貢獻在當時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 阿爾弗萊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 熊彼得對馬歇爾的評價複雜。他認為馬歇爾的分析體系（特別是局部均衡）儘管在當時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和吸引力，並提供了許多實用的分析工具，但在邏輯上存在缺陷，且過於受限於特定的時空背景和功利主義。然而，他讚揚馬歇爾對經濟學進化本質的認識以及他在將經濟學數學化（至少在思維過程中）和為計量經濟學奠定基礎方面的貢獻。
* 維爾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 熊彼得對帕雷托表現出強烈的智識吸引和個人保留並存的態度。他高度評價帕雷托在純粹經濟理論上的貢獻（特別是延續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研究），但也批評帕雷托將非邏輯行為排除在經濟學之外、劃歸社會學的嚴格分野。他對帕雷托的犬儒主義和社會觀念表示保留，但承認其對社會分層和精英循環的觀察具有啟發性。
* 尤金·馮·龐巴衛克（Eugen von Böhm-Bawerk）： 儘管與龐巴衛克有過學術和個人的衝突，熊彼得仍然在其訃聞中給予了崇高的評價，視其為奧地利學派的關鍵人物（甚至在建構系統方面比門格爾更為重要）。他讚揚龐巴衛克在資本和利息理論上的分析深度及其對前人理論的精闢批判。
* 衛斯理·克萊爾·米切爾（Wesley Clair Mitchell）： 熊彼得對米切爾的評價反映了他對實證研究的尊重，尤其讚賞米切爾在商業周期研究中對事實資料的廣泛收集和分析（通過國家經濟研究局）。然而，他也對米切爾的實證方法缺乏明確的理論框架持保留態度，認為他過於懷疑抽象理論，這也是米切爾未能建立一個「學派」的原因之一。
* 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這是熊彼得評價最具個人情感色彩的篇章之一。他承認凱因斯的巨大影響力並隱含著競爭與羨慕，但對《一般理論》的科學嚴謹性提出質疑，認為其分析存在缺陷，儘管其對政策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他認為凱因斯的成功部分歸因於其迎合時代情緒和鮮明的個性，並預測凱因斯主義會面臨反對。

4. 本書的起源與意義：
前言作者伊莉莎白·布迪·熊彼得（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解釋，這些文章寫於1910年至1950年間，多數是應期刊邀請撰寫的訃聞或紀念文章。熊彼得最初對將這些倉促寫成的文章結集出版持保留態度，但由於讀者需求，他在去世前不久同意出版。馬克思的篇章是例外，改編自《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附錄中的人物是應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建議加入。這本書的出版不僅滿足了讀者對不易取得的熊彼得文章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以熊彼得獨特的視角，展現了他對20世紀乃至之前一些最重要經濟學家的評析，以及他對經濟學發展脈絡和研究方法的看法，為讀者提供了一扇了解這位經濟學巨匠思想的窗口。

5. 關於「學派」的思考：
珀爾曼在引言的結尾部分探討了經濟思想史中的「學派」現象，並將其與熊彼得的著作及影響聯繫起來。熊彼得本人在其著作中曾論及1871年邊際效用學派興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學派時代」，並認為該時代已經結束。然而，珀爾曼認為「學派」現象並未結束，而是持續變異。他指出，凱因斯成功地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凱因斯學派」，這正是熊彼得所羨慕的。珀爾曼將學派定義為一套由合成的假設、選擇的概念和整合的結論所組成的智識「格式塔」，能夠吸引大量的學生和其他追隨者。他進一步論證，除了理論學派（如瓦爾拉斯學派、馬歇爾學派）外，還存在政策導向的學派和以統計研究為基礎的學派。他特別指出，米切爾領導下的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實際上也演變成為一種重要的實證/計量經濟學學派，而熊彼得似乎未能完全認識到這一點。最後，珀爾曼諷刺地指出，儘管熊彼得本人不屬於任何傳統學派，並認為學派時代已結束，但歷史的發展卻促成了以他命名的「熊彼得學派」（International Joseph A. Schumpeter Society）的出現，這本身就印證了學派現象的持續存在及其不斷變化的形式。

總而言之，《十大經濟學家》不僅提供了熊彼得對這些重要經濟學家的學術評析，更透過珀爾曼的引介和書中篇章的編排，展示了熊彼得本人在經濟學方法論、對智識史的理解以及其個人性格與學術追求之間的複雜互動，揭示了他在經濟思想史中作為一位綜合者、批評者和獨行者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