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祖康：来生不做中国人

根據提供的資料，鍾祖康的核心論點可歸納為對中國文化、國民性、政治體制以及其歷史發展道路的深刻且尖銳的批判，並透過與其他文明，特別是北歐的對比，來凸顯中國問題的病態與根源。其主要論點及其詳盡解釋如下：

1. 中國文化與國民性的根本缺陷： 鍾祖康認為，中國文化本身存在著嚴重的病理，國民性充斥著自私、醜陋、虛偽和奴隸性。他引用網易的調查結果，高達六成五的投票者來生不願再做中國人，證明許多中國人自身也深感絕望與缺乏尊嚴。他認為，即使不受共產黨奴役，多數中國人也顯得自私、醜陋、無聊且「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這種言不由衷和隨時變臉的習慣，使外人難以理解中國人。更令人側目的是，中國的奴隸性有其獨特之處，奴隸往往不自覺是奴隸，甚至比奴隸主更熱衷維護奴隸制度。這種病態的國民性，與其扭曲的道德是非觀有關，他認為中國父母惡劣的育兒方法（重羞辱和暴力，鼓勵說謊）和無神論/泛神論的缺乏道德約束，共同造就了人們說謊不臉紅、缺乏同情心、甚至對暴虐強人也多不反感的現象。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推崇的「中庸之道」等美德多是嘴上说说而已，現實中充斥著極端與弄虛作假，這種「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的不落實文化，是理解中國文化的關鍵。甚至連日常的公共衛生問題，他也歸咎於缺乏公德心、「有私無公」的民族性，根源在於民眾對待他們的獨裁政府，就像對待與自己無關的、只會壓榨他們的主子一樣，缺乏社區歸屬感，不願維護公共空間。

2. 政治體制的獨裁與對人性的摧殘： 鍾祖康強烈批判中國的獨裁政治體制。他認為，從魏京生因言獲罪，到香港特首非民選，都體現了中國統治者的極度恐怖與對人民當家作主的抗拒。他指出，中國的教育重點是洗腦而非獨立思考，旨在培養奴才。這種極權統治與國民的奴隸性相輔相成。統治者無須理會民眾反應，草菅人命，且缺乏宗教倫理道德制約，不可能真正關懷民眾福祉。他認為，香港的民主發展之所以落後於台灣、南韓等地，在於中共的箝制以及香港人自身的奴性太重。他嘲諷香港的選舉是「假民主櫥窗」，議員領取高薪卻未能推動實質民主進程，反而淪為協助當局粉飾太平的工具。他認為，一個踐踏人權、道德淪喪的政權，不可能培養出有公德心的民眾。

3. 儒家思想的禍害與「以道德代宗教」的失敗： 鍾祖康將中國問題的根源追溯到獨尊儒術。他認為，儒家思想壟斷中國思想兩千多年，導致思想閹割，推崇階級、人倫差等和奴才社會。更嚴重的錯誤在於儒家試圖以道德取代宗教信仰，結果是宗教半死不活，道德更是劣冠全球，「兩樣都落空」。他認為，真正的文明需要深厚的宗教信仰作為道德和價值觀的基礎，而中國缺乏這種基礎，導致人們普遍貪生怕死，道德約束蕩然無存。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儒家一樣，企圖以人的道德力取代宗教，導致了弄虛作假的極端形式主義。這種精神上的匱乏，使得中國社會長期在功利主義和不擇手段中沉淪。

4. 歷史悠久是負擔而非福分： 與許多中國人引以為傲的「五千年文明」論相反，鍾祖康認為歷史悠久對中國來說是負累。他指出，在現代科學和文明價值出現之前，人類文明多在愚昧中摸索，越早發展、活動越頻繁，犯下難以逆轉的致命錯誤的機會就越大。中國在過去幾千年犯下了太多大錯（如獨尊儒術、思想壓制、纏足、糟蹋生態），這些錯誤積重難返，使得中國比年輕國家更難適應現代文明。他引用地理學家杭廷頓的理論，指出中國特多的荒年選汰了自私自利的人，加深了民族性的自私。

5. 長期統一是中國落後的關鍵原因： 鍾祖康引用戴蒙德教授的論點，認為中國最終被歐洲凌駕之謎，在於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他解釋，歐洲各國分裂競爭，使得創新構思或發明有更多發展空間，一個國家拒絕改革，鄰國的成功會形成壓力迫使其就範。哥倫布的航海計劃在一個國家被拒，還可以在另一個國家尋求支持。而中國長期大一統，任何荒謬的命令都舉國奉行，缺乏內部競爭壓力，一旦統治者犯錯（如中止鄭和下西洋），就會影響全國，延緩甚至扼殺發展。他認為，這是中國思想、科技和制度發展停滯、反覆沉淪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化神奇為腐朽」、「點金成鐵」本事的體現。他甚至認為，幸而中國出不了哥倫布，否則可能會將其災難性的管理模式擴展到世界。

6. 畸形崛起與對全球文明的威脅： 鍾祖康對中國的經濟「崛起」持批評態度，認為這是「畸形崛起」。他指出，這種崛起主要建立在對近十億勞動力的剝削（奴工）、對環境的肆意破壞以及對產品安全標準的無視之上。這種不計成本的生產模式，扭曲了國際公平貿易，損害了其他國家的產業和勞工權益。他列舉大量劣質、有毒產品的例子，指出中國產品品質低劣已達災難程度，對全球消費者健康構成嚴重威脅。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力量被用於「以商圍政」，迫使國際社會為了經濟利益而無視或默許中國違反現代文明價值的行為，從而降低了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黃禍」。

7. 徒得西學皮毛，未得根本： 鍾祖康認為，中國在面對西方衝擊後，試圖學習西方，但只學到了「奇技淫巧」和經濟科技等「皮毛」，而未能學習到西方文明的「根本」，即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理性精神、倫理道德基礎和宗教信仰。他認為，只有具備這些根本，經濟和科技才能健全發展，否則就像沒有和諧人格的機器，或訓練有素的狗（愛因斯坦語）。他指出，中國統治者即使由工程師組成，也無法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因為他們缺乏對人文價值和獨立思考的重視，這也體現在他們對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壓制上。他認為，中國的許多問題（如貪污、偷工減料、生態破壞、兒童鉛中毒、貧富懸殊）之所以難以解決，正是因為缺乏政治問責、社會倫理道德和言論自由這些「根本」的結果。

8. 與北歐模式的強烈對比： 鍾祖康高度讚揚北歐國家（特別是挪威）的發展模式，認為它們是「大政府」的成功示範。他對比北歐的均富（低基尼係數）、高福利（全民醫保、退休保障、免費教育）、短工時、高工資、高稅收下民眾的普遍人道信念和誠實（高撿拾錢包歸還率）、以及政府官員的低薪與平等精神（總理薪資不高，自己熨衣服），與香港和中國的貧富懸殊、缺乏福利、長工時、高官厚祿、低公德心形成鮮明對比。他認為，北歐模式證明了即使國家小、人口少，也可以建立高度文明和以人為本的社會，打破了中國人以「國情」為藉口拒絕改革的論調。他指出，北歐的成功在於其深厚的人道精神、理性反思能力和重視平等。

這些論點貫穿鍾祖康的著作，構成了一個對中國從歷史、文化、國民性到當代政治經濟現象的全方位、系統性批判，其核心在於認為中國未能建立起以人為本、尊重個體尊嚴、具備理性與反思能力的文明基礎，導致其長期在病態與循環中沉淪，並在「崛起」過程中將這種病態擴散至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