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pan

王朔 & 老侠：美人赠我蒙汗药

這段王朔與「老俠」之間的對話，對當前中國的文化環境、文學創作、知識分子群體、大眾傳媒與影視產業，以及社會現象進行了極為尖銳、坦誠甚至近乎殘酷的檢視與批判。對話揭示的核心論點可以概括為：當代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普遍現狀，充斥著缺乏真實、誠實和良知的「媚俗」（kitschy）與「偽生活」（fake life），而知識分子和文化產業在其中扮演了複雜甚至負面的角色。 以下將對這些主要論點進行詳盡解釋： 對「真實」與「偽生活」的強調與追求，並批判主流文化與知識界的虛偽與媚俗： 王朔回顧自己的寫作歷程，從早期模仿式的言情小說（被稱為「下三流」）轉向具有顛覆性的「痞子文學」（如《頑主》、《千萬別把我當人》），其核心驅動力是追求「真實」——他自己和周遭生活的真實狀態。他批判主流文學觀念要求「源於生活高於生活」、追求「升華」、寫出「光明尾巴」，認為這是編造與說假話。這種對「藝術真實」的要求，在王朔看來，是當時文學觀念乃至整個文化環境普遍存在的「偽生活」的體現。他認為許多知識分子、理論家、編輯們道貌岸然，說假話，裝孫子，以勢壓人，沒有知識誠實與道德。他們追求的「優美的文學語言」是虛假的學生腔，而他的口語化寫作則是一種在「失語狀態」下，被迫以調侃方式表達真實的嘗試，因為「書面語言庫中沒有一句真話」。對話中，兩人一致認為「真實都是可怕的陌生的，謊言才是輕盈的」。王朔後來參與大眾文化（影視劇）的經歷，讓他更深刻體認到其「媚俗」本質，即必須取悅大眾、迎合政策，而這種媚俗與他追求的真實相悖。他最終選擇從中退出，回歸小說寫作，視之為與「偽生活」的決裂。… Keep reading

钟祖康：来生不做中国人

根據提供的資料，鍾祖康的核心論點可歸納為對中國文化、國民性、政治體制以及其歷史發展道路的深刻且尖銳的批判，並透過與其他文明，特別是北歐的對比，來凸顯中國問題的病態與根源。其主要論點及其詳盡解釋如下： 中國文化與國民性的根本缺陷： 鍾祖康認為，中國文化本身存在著嚴重的病理，國民性充斥著自私、醜陋、虛偽和奴隸性。他引用網易的調查結果，高達六成五的投票者來生不願再做中國人，證明許多中國人自身也深感絕望與缺乏尊嚴。他認為，即使不受共產黨奴役，多數中國人也顯得自私、醜陋、無聊且「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這種言不由衷和隨時變臉的習慣，使外人難以理解中國人。更令人側目的是，中國的奴隸性有其獨特之處，奴隸往往不自覺是奴隸，甚至比奴隸主更熱衷維護奴隸制度。這種病態的國民性，與其扭曲的道德是非觀有關，他認為中國父母惡劣的育兒方法（重羞辱和暴力，鼓勵說謊）和無神論/泛神論的缺乏道德約束，共同造就了人們說謊不臉紅、缺乏同情心、甚至對暴虐強人也多不反感的現象。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推崇的「中庸之道」等美德多是嘴上说说而已，現實中充斥著極端與弄虛作假，這種「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的不落實文化，是理解中國文化的關鍵。甚至連日常的公共衛生問題，他也歸咎於缺乏公德心、「有私無公」的民族性，根源在於民眾對待他們的獨裁政府，就像對待與自己無關的、只會壓榨他們的主子一樣，缺乏社區歸屬感，不願維護公共空間。 政治體制的獨裁與對人性的摧殘： 鍾祖康強烈批判中國的獨裁政治體制。他認為，從魏京生因言獲罪，到香港特首非民選，都體現了中國統治者的極度恐怖與對人民當家作主的抗拒。他指出，中國的教育重點是洗腦而非獨立思考，旨在培養奴才。這種極權統治與國民的奴隸性相輔相成。統治者無須理會民眾反應，草菅人命，且缺乏宗教倫理道德制約，不可能真正關懷民眾福祉。他認為，香港的民主發展之所以落後於台灣、南韓等地，在於中共的箝制以及香港人自身的奴性太重。他嘲諷香港的選舉是「假民主櫥窗」，議員領取高薪卻未能推動實質民主進程，反而淪為協助當局粉飾太平的工具。他認為，一個踐踏人權、道德淪喪的政權，不可能培養出有公德心的民眾。… Keep reading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菊與刀》一書源於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美國政府委託研究日本文化，以協助制定戰後對日政策。潘乃德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透過分析文獻、電影、以及訪談旅居或被拘禁在美國的日本人，試圖理解看似矛盾且難以捉摸的日本人性情和行為模式，特別是他們在戰時的表現。書的核心論點是，日本文化並非雜亂無章，而是遵循著一套獨特、深刻且前後一致的模式，這套模式深刻影響了日本人的思維、情感和行動。 主要論點一：日本文化的矛盾性與其背後的深層模式 潘乃德在書的開篇便指出，西方人眼中日本人的行為充滿矛盾：他們既彬彬有禮又蠻橫傲慢，既頑固又不難適應劇烈的革新，既溫順又不輕易屈從上級的控制，既忠誠又心懷叛逆，既勇敢又怯懦，既注重他人評價又真誠地有良心，既接受嚴格訓練又可能犯上作亂，既愛好藝術、醉心菊花栽培又崇拜武士刀。這種「菊」與「刀」的並存，象徵著日本人性情的兩極性。然而，潘乃德認為這些矛盾並非隨機或異常，而是源於日本文化中一套特定的價值觀和規範體系。她的任務就是要揭示這套模式，理解這些看似對立的特質如何在一個文化框架內共存並發揮作用。她強調，不能用西方文化的預設來評判日本文化，而必須從其自身的邏輯和價值觀出發來理解。 主要論點二：森嚴的等級制度是日本社會的基石 書中一個核心概念是日本社會對等級制度（等級制）的深切信仰，以及「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或「各得其分」）的原則。這與美國所崇尚的平等觀念形成鮮明對比。潘乃德詳細描述了日本社會中無處不在的等級區分，從天皇到平民，從家庭內部（輩分、性別、年齡）到廣泛的社會階層（士、農、工、商及賤民）。這種等級制度不僅僅是社會結構，更是一種滲透到日常交往中的行為規範。每一次互動，甚至使用的詞彙和鞠躬的程度，都必須精確地反映雙方的相對地位。雖然明治維新在法律上廢除了舊的階級制度，並建立了天皇中心的國家體系，但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並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如天皇的至高無上、官僚體系的層級）得以保留和強化。這種等級制度為日本人提供了一種秩序感和安全感，他們相信只有在明確的等級秩序中，個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免受混亂。… Keep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