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Williams：free As In Freedom——richard Stallman’s Crusade For Free Software@2002 (第1版)

以下是根據提供的資料所提取並解釋的主要論點：

1. 軟體的自由是一項核心道德原則，而非僅是實用考量。
   這是理查·史托曼（Richard Stallman）整個行動與哲學的基石。他認為，軟體不應該像實體財產那樣被限制其使用、研究、分享與修改的權利。對於史托曼而言，軟體的自由（freedom）就像言論自由一樣重要，而非免費（free beer）。這意味著使用者應擁有運行程式碼的自由（用於任何目的）、研究程式碼如何運作的自由（透過存取原始碼）、重新分發程式碼的自由（以便幫助他人），以及改進程式碼並將改進版本發布給公眾的自由（使整個社群受益）。他認為剝奪這些自由的專有軟體（proprietary software）在道德上是錯誤的，甚至稱其為「邪惡」，因為這阻止了人們自然地合作和分享知識。書中以 Xerox 印表機事件作為引爆點，展示了當軟體原始碼被鎖定時，使用者（即使是技術高超的駭客）如何無助於解決問題或進行改進，這與 AI Lab 過往開放、協作、程式碼像「城市發展」一樣不斷演進的文化形成鮮明對比。史托曼的道德立場驅使他做出「嚴峻的道德選擇」，拒絕使用和開發專有軟體，並投身於建立一個完全由自由軟體組成的作業系統。

2. 專有軟體和限制性許可協議對開放協作的駭客文化造成了侵蝕和破壞。
   本書詳述了史托曼在 MIT AI Lab 所體驗的獨特駭客文化。在這個環境中，原始碼是公開的，駭客們自由地分享、修改和改進彼此的程式碼，這種開放性和協作被視為程式設計技能發展和系統改進的根本。文件描述了駭客們如何透過「鎖駭」（lock hacking）等非正式方式確保共享資源（如終端機）的可得性，以及他們對官僚主義和任意權威的厭惡。然而，隨著商業利益進入學術界，這種開放文化開始崩潰。Xerox 印表機的二進制程式碼是一個警示，而 Brian Reid 決定出售 Scribe 並加入「時間炸彈」則是一個背叛。 Symbolics 與 Lisp Machines, Inc. 之間關於 Lisp Machine 軟體的爭鬥，以及 Symbolics 停止分享原始碼的決定，對史托曼而言是「家」的破壞和社群的「毀滅」。這些事件強化了他對專有軟體和限制性許可協議（如 NDA）的厭惡，認為它們是阻礙進步、剝奪自由並製造社會階級（知道秘密的人 vs. 被排除在外的人）的工具。

3. GNU 通用公共許可證（GPL）是一種創新的法律工具，旨在利用著作權法本身來保障並傳播軟體的自由。
   面對專有軟體日益增長的威脅，史托曼意識到僅僅依靠非正式的駭客道德或友誼是不夠的。他需要一種強有力的機制來確保基於自由軟體的工作成果能夠保持自由。 GPL（以及早期的 Emacs 許可證）應運而生。這是一種「Copyleft」（或稱「著作權的逆襲」）策略，它使用著作權法的合法權力來達成與傳統著作權相反的目的。 GPL 允許使用者自由複製、分發和修改軟體，但它強制要求任何分發的、基於 GPL 軟體的修改版本或衍生作品也必須在 GPL 下發布原始碼，同樣保障所有這些自由。這被描述為一種「病毒式」的傳播效應（儘管史托曼更喜歡「蜘蛛蘭」的比喻），確保自由的軟體生態系統能夠擴展而不會被專有軟體蠶食。本書強調了 GPL 的設計哲學是如何受到駭客對消除不確定性（類似於軟體設計中的 bug）的追求的影響，使其儘管在法律界看來「不尋常」，卻在實踐中極為有效，成為自由軟體運動的核心法律武器。

4. 自由軟體運動與「開放原始碼」運動在目標和策略上存在顯著差異，這導致了社群內部的分歧。
   雖然 Linux 核心的成功推動了自由軟體（或稱 GNU/Linux）的普及，並吸引了商業世界的關注，但這種普及也催生了對「自由軟體」一詞的新解釋。 Eric Raymond 和 Tim O’Reilly 等人提出了「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一詞，旨在強調軟體開放原始碼所帶來的技術和商業優勢（如品質、可靠性、開發效率），而非史托曼所堅持的道德和自由原則。他們認為「自由軟體」一詞容易讓人誤解為「免費」，且其道德說教式的語氣（被 Raymond 稱為「大教堂」模式）對商業公司和一般使用者沒有吸引力。相對地，「開放原始碼」定位為「商業友好」和「務實」的方案（被 Raymond 稱為「市集」模式）。史托曼強烈反對「開放原始碼」一詞及其背後的理念，認為它淡化甚至忽略了軟體自由的根本重要性，僅僅強調技術優勢是捨本逐末。這種詞彙和理念上的分歧，儘管兩者在實踐中常常指代同一批軟體，卻成為社群內部持續的爭論焦點，反映了運動在擴大影響力過程中面臨的挑戰：是堅守原則，還是尋求更廣泛的接受甚至商業成功。

5. 理查·史托曼的個人特質，包括他的固執、對權威的厭惡、對低效率的零容忍以及對核心原則的毫不妥協，塑造並推動了自由軟體運動。
   史托曼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領袖或魅力型人物。書中描寫了他從小展現的異於常人的智力、社交上的尷尬和孤立（甚至可能與亞斯伯格症相關）、以及對任意規則和低效率的強烈不滿。他的固執在 Symbolics War 中表現為孤身一人對抗整個團隊，在推動自由軟體時表現為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和四處演講（即使這非他本性所長）。他對權威的不信任和對低效率的厭惡，直接影響了他對軟體系統（如 ITS、GPL 的設計哲學）和社會系統（如密碼系統、商業許可證）的看法和行動。他寧願選擇技術上較不先進但自由的軟體，也不會為了便利而放棄自由。他的毫不妥協，雖然使他與潛在的盟友（如一些開放原始碼倡導者、甚至曾經的同事）產生摩擦和衝突，卻也使得自由軟體的核心理念和 GPL 的效力得以維持，成為運動的道德指南針。正如書中所描述，儘管外界視他為偏執的「聖人」或「異議者」，但正是這種獨一無二的、不隨波逐流的堅守，為自由軟體運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並確保了其原則不被商業化浪潮所稀釋。他的個人掙扎（如孤獨感）也與他對建立自由社群的渴望交織在一起，使得他的奮鬥不僅是技術或政治的，也是深刻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