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Williams：free As In Freedom——richard Stallman’s Crusade For Free Software@2010 (第2版)

這份文件《自由如言論自由：理查·史托曼與自由軟體革命》深入探討了自由軟體運動的起源、核心原則以及其主要創始人理查·史托曼（Richard M. Stallman）的生平與思想。透過對史托曼個人經歷和技術發展史的詳細敘述，文件揭示了自由軟體運動不僅僅是一個技術現象，更是一場基於倫理、自由和社群價值的社會與政治運動。以下是文件中提出的主要論點及其詳盡解釋：

1. 軟體的自由與倫理原則：軟體應是「自由的」，而非「免費的」
   文件的核心論點在於，軟體的使用應當基於自由的原則。這不僅是指軟體可以免費取得（gratis），更重要的是用戶擁有使用軟體的自由（libre），即文件序言和第八章中提到的「自由如言論自由」（free as in free speech），而非「自由如啤酒免費」（free as in free beer）。這種自由包含四個基本權利（在第八章註腳中列出）：自由地為任何目的執行程式（自由零）；自由地研究程式碼並按自己的意願修改程式（自由一）；自由地重新分發程式拷貝以幫助他人（自由二）；自由地分發修改後的版本拷貝，使整個社群受益（自由三）。

   這種對軟體自由的強調源於史托曼的早期經歷。第一章描述了他在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慧實驗室（MIT AI Lab）使用一台捐贈的 Xerox 印表機時遇到的問題。印表機經常卡紙，而他無法像以前那樣透過修改印表機的軟體來解決問題，因為 Xerox 提供的軟體是專有的、閉源的（binary-only）。這種無法存取和修改軟體的狀況，與 AI Lab 原有的開放共享文化形成了鮮明對比。這讓史托曼意識到專有軟體不僅造成實際不便，更剝奪了用戶的基本自由。在他看來，這種限制是出於企業的貪婪和控制欲，違背了技術應當促進合作和知識共享的本質。他在第七章中將這種情況描述為一個「嚴峻的道德抉擇」，促使他決定投身於建立一個完全由自由軟體組成的作業系統。

2. 合作與社群的價值：駭客文化的共享精神
   文件強調了早期 AI Lab 駭客文化中固有的合作和共享價值觀。這種文化視程式碼為一種公共資源，鼓勵程式設計師互相學習、修改和改進彼此的作品。第二章和第四章描述了 AI Lab 的開放氛圍，程式設計師可以自由使用機器，修改系統，甚至以「駭客」的方式繞過不合理的限制（如第四章中史托曼反對密碼系統的例子）。

   第六章詳細闡述了 Emacs 編輯器的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由社群共同打造的典型範例。Emacs 的可擴展性和可程式性鼓勵用戶根據自己的需求進行修改和客製化，並將改進成果與社群分享。這種早期的「Emacs 公社」（Emacs Commune）雖然在協作方式上存在一些問題，但它體現了透過社群力量集體改進軟體的強大潛力。這種協作精神與專有軟體行業的封閉和秘密形成鮮明對比，被史托曼視為一種更健康、更具創造力的軟體開發模式。他認為，這種合作不僅提升了軟體品質，也建立了一種互助互信的社會關係。

3. 版權作為工具：GNU 通用公共授權條款（GPL）的創新與「著作權反制」（Copyleft）
   文件最引人注目的論點之一是史托曼如何巧妙地運用現有法律體系（特別是版權法）來服務於自由軟體運動的目標。第九章詳細介紹了 GNU 通用公共授權條款（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的起源和意義。在版權法逐漸被用於限制軟體複製和分發的背景下，史托曼意識到版權不僅是限制的工具，也可以轉化為保障自由的手段。

   GPL 的核心概念是「著作權反制」（Copyleft），這是一種利用版權法來要求所有派生作品也必須以相同的自由條件發佈的策略。與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即無版權）不同，GPL 要求軟體保留版權，但同時授予用戶自由使用、學習、修改和分發的權利。最關鍵的條款是，如果用戶修改了 GPL 軟體並分發，他們必須提供修改後的源程式碼，並且這些修改後的版本也必須在 GPL 下發佈。這有效地阻止了他人將自由軟體變為專有軟體，確保了自由軟體的持續傳播和增長。史托曼將 GPL 描述為一種「知識的柔道」（intellectual jujitsu），用法律體系來反制那些試圖限制軟體自由的人。GPL 的成功應用（如 Linux 核心）證明了這種創新法律策略的有效性，成為自由軟體運動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4. 自由軟體運動與開源運動的區別：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之爭
   第十一章闡述了在九十年代末期出現的「開源」（Open Source）運動與自由軟體運動之間的重要區別。儘管開源運動也主張發佈軟體源程式碼並允許修改和分發，但其核心動機和強調點與自由軟體運動不同。開源運動更側重於軟體開發模式的優勢，強調開放原始碼可以提高軟體品質、安全性和可靠性（例如，透過「大教堂與市集」的比喻）。他們通常避免使用「自由」這個詞，因為它容易與「免費」混淆，並可能讓企業感到不安；相反，他們使用「開源」這個更具商業吸引力的術語。

   史托曼強烈批評開源運動淡化了自由的倫理核心。他認為，如果人們只是因為開源軟體在技術上更優越、更具成本效益而使用它，那麼一旦出現一個技術上更好的專有軟體，他們就沒有原則上的理由去拒絕它。他視「開源」一詞為一種策略性的妥協，雖然可能吸引更多企業和用戶，但卻犧牲了自由軟體運動最根本的理念——為用戶爭取和保障自由。在他看來，這是對運動目標的誤解和背叛。他堅持使用「自由軟體」這個詞，正是為了不斷提醒人們運動的倫理和政治意義。

5. 反對權威與限制的鬥爭：從個人叛逆到社會行動
   文件中的多個章節（第三、四、七、八、十二、十三）描繪了史托曼持續不斷地與各種形式的權威和限制作鬥爭。從童年時期對父母和學校規則的反感到後來在 AI Lab 反對電腦安全系統和專有軟體，史托曼展現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對任意權威和不合理限制的反感。他認為這些限制不僅不便，更是對個人自由的侵害。

   在第四章中，「Impeach God」的按鈕和其中的諷刺意味，象徵著他對任何被賦予權力並濫用之實體的質疑。他不僅挑戰技術上的限制（如閉源軟體），也挑戰法律上的限制（如軟體專利和數位版權管理），甚至挑戰社會上的觀念（如第九章中對「商業間諜」說法的反駁）。第十二章中關於在 Maui 開車迷路的經歷，雖然是個人軼事，但也生動地體現了他對無效率和愚蠢錯誤（在他看來是一種「駭客地獄」）的強烈不滿，這正是驅動他追求更完善、更合理系統的內在動力。這種持續的反對和挑戰精神是史托曼行動力的重要來源，也是他能夠堅持原則不妥協的基石。

6. 個人性格與政治行動的交織：獨特性格塑造獨特運動
   文件（特別是第三、五、八、十二和結語）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史托曼獨特的個人性格：他的天才、孤僻、固執、對特定細節的執著、不善社交但又渴望連結。文件並沒有將這些個人特質與他的政治行動割裂開來，反而認為它們是緊密相關的。史托曼對抗專有軟體的「十字軍東征」很大程度上是他個人經歷和性格的產物。

   他的孤獨感（如結語中提到的「令人壓垮的孤獨」）以及他在 AI Lab 找到並失去社群的經歷，促使他強烈地渴望建立和維護一個自由、開放、共享的社群。他對原則的堅守和不願妥協的性格，使得自由軟體運動的核心理念得以保持其純粹性，不受商業壓力和其他形式的干擾。雖然這種性格有時讓他難以與他人合作，甚至疏遠了潛在的盟友（如開源運動的某些支持者），但也正是這種堅定和獨特，使得他在面對巨大阻力時沒有退縮。文件中的引言（如伊本·莫格林將他與瑟古德·馬歇爾相比，以及約翰·吉爾摩將他與湯瑪斯·傑弗遜相比）都暗示了，理解史托曼其人及其個性，對於理解自由軟體運動為何是今天的樣子至關重要。他的個人鬥爭與他發起的社會運動密不可分。

總而言之，這份文件透過豐富的細節和多層次的分析，描繪了自由軟體革命作為一場深植於倫理、社群和自由原則的運動。它強調了理查·史托曼作為運動核心人物的願景、堅持和個人犧牲，以及他如何透過創新性的法律工具（GPL）和不懈的倡導，為數位時代的軟體自由奠定了基礎。文件也揭示了運動內部的分歧（自由軟體 vs. 開源），以及在商業化浪潮下維持運動初衷所面臨的挑戰。最終，文件將史托曼的個人故事與一場更廣泛的關於知識、權力與自由的鬥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為理解當代數位文化景觀提供了深刻的視角。